元旦過後，燕京各大高校進入了考試季。
陶玉書最近為了準備考試，回到家中便悶頭學習，經常一學就到晚上十點、十一點多鐘，然後第二天早上六點多吃了早飯又精神抖擻的去學校上課。
跟她這種天生就帶著學霸基因和卷王屬性的人比起來，林朝陽就鹹魚多了。
不過再怎麼鹹魚，臨近期末這段時間，他還是不得不緊張起來。
他現在好歹也是燕大圖書館係的函授生，平時曠課、摸魚就算了，考試要是再不過，那就說不過去了。
這段時間裡，燕大的學生們也都在忙著準備期末考試，校園裡的喧囂也因此沉寂了下來。
圖書館的人比平時更多了，不過比往日多出來的這些學生都是來自習的，林朝陽他們借書處的工作量倒是一如既往，沒有增加多少。
這天他正抱著教材啃的時候，傳達室謝師傅到借書處來說有電話找他。
林朝陽接到李曙光的電話，聽他在電話裡說了一會兒，麵露沉吟之色。
“筆名這個問題我之前確實沒考慮。你們出版社那邊如果覺得用‘許靈均’這個筆名好的話，那就用許靈均吧。”
得到了林朝陽的許可，李曙光很高興，又在電話裡說起了《梵高之死》的手稿在人文社內引起的強烈反響。
李曙光在電話裡滔滔不絕的說了好幾分鐘，直到最後被旁邊著急用電話的同事攆走才罷休。
林朝陽麵帶笑容的掛斷了電話，其實李曙光在電話裡說的那些話，早在前兩天祝昌盛就已經向他透露過了。
算起來，《梵高之死》算是林朝陽第二部長篇小說，寫這部小說他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對於小說的質量是很大信心的。
但人文社編輯們的反饋還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畢竟人文社的編輯們可是中國文學行業最見多識廣的一批編輯了。
能夠得到他們這群人一致的交口稱讚，足以說明《梵高之死》的優秀。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梵高在國內的名氣還遠沒有後世大，他真正被中國的廣大民眾所熟知，是在1983年。
因為在這一年，滬上人民美術出版社引進了美國著名傳記作家歐文·斯通的一部代表作——《渴望生活》。
《渴望生活》是歐文·斯通為梵高所寫的傳記文學作品，也是他身為傳記文學作家最為經典的代表作。
1927年春天，當歐文·斯通還是個大學生的時候，他在巴黎偶然接觸到梵高的畫，這個時候距離梵高去世已經近三十年。
此時梵高已經小有名氣，他的畫作也受到了許多收藏者的喜愛，但他的藝術成就並沒有得到主流的承認，歐文·斯通被梵高繪畫中呈現出來的巨大的生命力所感動，深深的被他的繪畫所震撼。
於是他有了為梵高創作一部傳記作品的念頭，但他的這部作品創作出來後卻遭到了幾乎所有出版社的拒絕。
彼時彼刻，梵高仍然是個不知名的畫家，沒有出版社會為一個默默無聞的畫家樹碑立傳。出版社是要賺錢的，這樣一位毫無名氣的畫家，他的傳記作品哪裡會有讀者買單呢？
直到1934年，英國的杜朗格林出版社同意出版這部作品，但也隻印刷了5000冊。
《渴望生活》出版之後，很快便在讀者群體引起了反響，銷量與日俱增，出版社不得不多次加印。
此後多年時間，《渴望生活》被多個國家的出版社引進出版，翻譯成了80種文字，銷量超過2000萬冊。
1983年，《渴望生活》被翻譯成中文引進到國內，成為當時無數文學青年的床頭讀物，打動了無數讀者，也影響了許多人。
海子在讀過這部書後還曾專門創作過一首詩歌《阿爾的太陽——給我的瘦哥哥》，向梵高致敬。
《渴望生活》這部作品本身的質量當然是出類拔萃的，但讓這部作品能夠受到全世界無數讀者喜愛並且產生重要影響的最根本原因還是梵高本人。
一位天賦卓越、才華橫溢的畫家，生前困頓無名，卻在死後聲譽日隆。
他的天縱才華、他的苦難經曆、他的不被世俗所理解，才是引起讀者強烈共鳴的根本原因。
如果是在後世，一個中國作家寫這樣一部以外國人為主角的小說，多多少少會有些水土不服。
但《渴望生活》引進之後在國內的廣受歡迎，說明了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真正重要的還是要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
恰好，《梵高之死》也是這樣的作品。
而且在如今這個時候，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幾乎成了社會的共識，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許多當代外國作家的作品被引進後在國內廣受歡迎，但國內許多當代作家的作品卻並不受讀者們的待見。
這裡麵當然與嗡嗡嗡十年的文學人才斷檔和文學發展停滯有關，但一個不得不正視的現實就是，許多人已經開始養成了崇洋的思維慣性。
這當然不是某個人的個人問題，而是整個社會氛圍在陡然之間的集體轉向。
這種社會氛圍和輿論的轉向不能以某種單純的角度去評論，但確實對於文化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梵高之死》的故事是以梵高這位西方偉大畫家的生平為背景，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部作品反而可能更容易受到現階段許多讀者的追捧。
接完了電話，林朝陽回到借書處，看見李拓正站在那裡。
“你怎麼來了？”林朝陽問。
“找你唄。”
“有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