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電影》是由中國電影家協會主辦的電影雜誌，可以算作我國電影領域最權威的雜誌。
雜誌深受許多電影愛好者喜愛，每期銷量數百萬份，最巔峰時期創造過單期900萬份的恐怖銷量。
《中國電影的‘許靈均年’》不是李拓在《大眾電影》發表的第一篇文章，但卻是他在《大眾電影》上發表的第一次引發巨大反響的文章。
這篇文章在雜誌發表後便迅速獲得了廣大電影觀眾和熱心讀者的認可，在這些群體當中形成了熱烈的討論聲。
不僅是在讀者和觀眾群體當中，電影界也有不少人對於李拓所提出的“許靈均年”這個概念感到十分新奇，並且相當認可，而這其中絕大多數人都是電影行業的編劇。
燕影廠這樣的電影製片廠文學部每年都會分來大學生，老編劇、導演們見了這些新人，最常問的話有兩句。
一是問：“誰家的孩子？”
這年頭電影行業幾乎都是清一色的子弟兵，同事長幼之間也多不是稱呼官職或老師，而是稱叔叔阿姨。
二是問：“大學生來文學部乾什麼？純屬浪費生命！”
因此這個時候編劇的地位是高，但你再高搞不過導演，自己費儘心思寫出來的劇本都是聲名顯赫，可作為編劇卻一生籍籍無名。
“一劇之本”這種話大家念的很多，但喊口號的時候更多。
事實上的情況是，片子拍出來爛的話就是劇本寫的太差，好的話一切榮譽歸導、演。
在這一點上，文藝界幾十年來倒是非常統一的。
所以即便是現在，電影界的編劇們對於自身的職業也有諸多怨言。
李拓發文章讚美林朝陽，弄出來了個“許靈均年”的說法，如果按照文人相輕的習慣，電影行業少不得要吵成一鍋粥，大家有褒有貶，將林朝陽這個業餘編劇拉出來好好研究研究、批判批判。
但他這篇文章發表的時機特彆好，《高山下的花環》正如火如荼的上映，好評如潮，感動了億萬觀眾。
電影劇本寫的確實好，誰也挑不出毛病來。
另外又有《火燒圓明園》和《垂簾聽政》珠玉在前，短短三個月之內，三部電影上映，劇本均是出類拔萃。
放眼中國電影行業，沒有哪個編劇敢說，自己一定就比林朝陽寫的好。
成績和硬實力擺在這，作為專業人士，製片廠的編劇們都對林朝陽的水平感到心悅誠服。
不僅如此，這些編劇裡還有不少人將林朝陽的劇本當成了參考書加以研究，越發覺得林朝陽在戲劇創作方麵確實功力深厚。
最有資格發言的專業人士都心悅誠服，旁人自然不好發表什麼反對意見，傳來傳去，大家慢慢便覺得，“許靈均年”這個說法似乎也不算誇張。
誰讓人家的劇本拍出來的東西確實受歡迎呢？
《高山下的花環》上映所引起的轟動帶動了“許靈均年”這一說法的流行，再加上《大眾電影》的強大傳播效應，讓這個說法在短時間內便迅速流傳於電影行業和觀眾群體，也給林朝陽在電影界帶來了巨大的名望。
元旦之前，林朝陽收到了滬影廠彙給他的3000塊獎金，去年《牧馬人》大獲成功後他就收了一筆獎金，所以這次再收到獎金也在意料之中，隻是這個數額確實讓他有些驚訝。
3000塊錢獎金，對林朝陽可能不算什麼，但放在這個年代的任何單位和個人身上，這都不是一筆小數目。
謝靳說他得的也是3000塊錢獎金，那這次滬影廠至少得發個兩三萬獎金，林朝陽不禁感歎徐桑楚的大手筆。
算起來，這筆獎金已經是他這個月的第三筆大額收入了。
第一筆收入是花城出版社支付給他的《小鞋子》和《高山下的花環》印數稿酬，共計2238.6元。
這兩部小說再次出版，三個月時間裡《小鞋子》賣了2萬多冊，《高山下的花環》就暢銷多了，銷售了28萬冊。
這個月電影上映，銷量更是暴增，據李士非說，電影上映三天之後，各地書店的庫存已經銷售一空，現在出版社一直在不停加印，不過這些銷量的稿酬要等過幾個月才能結算。
第二筆收入是香江的明報出版社彙給他的《梵高之死》的版稅，出版半年時間，明報出版社版《梵高之死》在香江買了1萬7千餘冊，帶給了林朝陽10.68萬港元的版稅收入。
這也是林朝陽今年最大的一筆收入，折合成人民幣有2.67萬之多。
這筆錢林朝陽依舊是個人留存了10的外彙，創彙帶來的僑彙券更是花不完了。
仔細算一算，83年這一年林朝陽光是稿費和版稅收入就已經超過了8萬元，放在當今文壇絕對是獨一份的。
哪怕是那些下海做生意的、當官倒的，其中大多數人賺的也沒他多，關鍵是林朝陽這錢還來的乾淨、體麵。
滬影廠的稿費單到的時候，杜峰正在林朝陽家做客，兩人閒談之間林朝陽就進賬3000塊錢，讓他充滿了羨慕。
“姐夫，還是你們當作家好。錢賺的也多，體麵又受人尊重。
不像我們做生意，自己家人都瞧不上。”
杜峰的話裡除了羨慕林朝陽的意味，還有點自怨自艾的味道，前段時間搞鐵拳行動，他主動停了生意，每天幾乎被父親杜若林耳提麵命，不知道的還以為他在外麵為非作歹呢。
“我們靠寫作賺錢，怎麼能比得上你們做生意？等你以後生意越做越大，就看不上這點小錢了。”林朝陽笑嗬嗬的說道。
“有錢沒尊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