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很多文官統兵，最後都不免於將士離心，都不免於失敗，根本原因也在這裡。
以文官統兵，的確更聽朝廷的調令，但是如果過於聽從朝廷的調令，尤其是眼下京師這個朝廷的調令，卻並非都是好事。
因為眼下的京師朝廷根本不給錢糧，也給不出錢糧，隻給聖旨和聖旨賦予統兵文官的一些特殊權限，拿了聖旨你可以就地征糧，也可以自籌糧草。
在這種情況下，多數統兵的文官一開始都是意氣風發，威風凜凜，以為一身的文韜武略終於有了用武之地，可到後來，他們會赫然發現自己帶的人馬到了戰場往往一戰即潰，有的甚至不戰即潰。
因為士卒們是要吃飯的，是要穿甲衣的，軍中的馬匹是要有草料的，武器裝備是要時常更新替換的。
畢竟哪怕是大刀、長矛、弓弩、箭矢，也總要齊全吧，否則你打什麼仗啊，你拿啥打仗啊，真就拿軍中士卒的命往裡填嗎？
所以，一旦統兵的文官保障不了這一點，士卒們根本不在乎你的品級究竟有多高，或者這場戰爭的意義有多麼重大，他們自會用腳做出選擇。
看不到這一點的文官統帥，是愚蠢的。
看到卻做不到這一點的文官統帥，則是無能的。
好在馬士英十多年前就當過宣府鎮的巡撫，而方一藻也是從遼東巡撫的任上沉沉浮浮混到今天的，他們都很清楚這一點。
身為鳳陽總督的馬士英，管轄的地盤比較大，雖然轄區都是窮地方，但多少能從漕運中間截留一點存糧。
加上馬士英又完全不管災民死活，隻一味將災民往方一藻的地盤上輸送，所以他手裡多少積攢了一些餘糧。
可是方一藻就不同了，他的地盤很小，隻有徐州周邊而已，加上擴軍的規模較大，而且還在大批收留災民，——幾個難民營裡等待救濟的災民人口數以萬計，每日消耗的糧食就跟一個無底洞一樣。
雖然有楊振那邊不斷派船給他供應，可是也架不住開春以來需要救濟的黃淮災民、饑民實在太多。
在這種形勢下，方一藻雖然迫於朝廷給予的壓力，先行帶了一批糧草輜重，領著大軍啟程開赴湖廣了，可是更要命的後方勤務卻也不能不管。
於是，這個爛攤子就交到了他的兒子方光琛的手上。
而方光琛也不可能憑空變出糧餉軍械來，他也隻能求助於金海鎮大後方，隻能利用自己總鎮府總諮議的身份，從協理營務處的登州“倉場分理處”請領儘可能多的補給。
就這樣，崇禎十六年三月中旬，方光琛帶著一個留守徐、海地區的營頭，同時也順便帶著已經在海州一帶完成了隔離觀察和編戶分屯，就差登船入海、北上安置的災民隊伍，共計十二屯三千六百戶人口，踏上了走陸路北上登州的道路。
崇禎十五年河決開封以來，在鳳陽總督府和徐州、海州登萊援剿先遣軍的密切配合之下，黃淮一帶的災民走海州出海，往征東軍中後軍總兵府、左軍總兵府、安東東路總兵府轄內以及登萊東路黃海道沿海地方安置的進程，始終沒有停下來過。
短短小半年內，已經從海州、贛榆沿岸送出災民一萬兩千多戶，男女老少加上老弱婦孺累計七萬餘口。
以崇禎十五年秋河決開封所造成的災難之嚴重，黃河下遊兩岸地區特彆是黃淮海一帶的洪泛區內，沒有頻繁發生大麵積的農民起義，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於此。
在原時空，崇禎十五年河決開封後的黃淮海地區是極其混亂的。
洪災加上饑荒，再加上數不勝數的戰亂，整片地區簡直如同地獄一般，地主豪強紛紛結寨自保，貧民百姓四散逃荒，餓殍遍地。
特彆是除了朝廷與李自成及其部下各路流賊隊伍之間的戰爭之外，這一片地區之內還出現了大量的饑民起義，他們衝擊官府，斬殺官吏，劫掠商旅，到最後人相食。
整個地區的人口十成沒了八成，除了少數幾座城池之外，許多地方甚至出現了方圓百裡的無人區，損失之大，難以估量。
這一世，有了楊振的乾預，情況當然要好得多了。
不僅一批地主豪強和不少占山為王的流民頭子，以及他們隊伍，被登萊援剿先遣軍所收編，大大減少他們禍害百姓的機會。
而且大批四散逃荒、流離失所的貧民百姓，作為災民被鳳陽總督府引導輸送到了登萊援剿先遣軍建立的幾處難民營中，得到了一定的救濟。
雖然登萊援剿先遣軍的救濟，充其量也隻能保證不讓災民們大麵積餓死，但是登船出海，移民彆處，然後分田分地，過上“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好日子，依然激勵著以徐州為中心的四麵八方的災民、饑民蜂擁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