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會關於中國問題討論結束後的兩個多月，代表團沒太多事，顧維鈞甚至邂逅了未來的老婆黃蕙蘭。
他已經因為政見不合與唐紹儀的女兒離了婚。
黃蕙蘭生於印度尼西亞爪哇島，父親是印度尼西亞華僑的首富，印尼糖王。
有錢的就想找有權的，黃蕙蘭生活錦衣玉食，但他們的家庭在權力上一直無法更進一步。
顧維鈞邀請黃蕙蘭去了一趟楓丹白露，乘坐一輛配有專職司機掛著外交牌照的汽車，聽歌劇還是去的國事包廂。
黃蕙蘭心中非常滿足，隨即答應了顧維鈞的求婚。
此後黃蕙蘭靠著他老爹的錢，又幫了顧維鈞不少忙，她也成了外交場上的貴夫人，和不少歐美要員見過麵。
李諭沒必要打攪彆人的好事，剛好遇到遊曆了一小圈的梁啟超和蔣百裡。
“任公，歐洲之行感覺如何？”李諭問。
“不過爾爾！”梁啟超似乎頗為失望，“我在倫敦遊曆時，居住的是一等賓館，每天連飯都吃不飽，幾天下來更沒見著一粒糖。煤炭供應不上，屋中異常寒冷。戰爭結束了尚且如此，真不知道戰時是怎樣。”
李諭笑道：“難怪任公買了新衣服，原來是凍的。”
梁啟超說：“巴黎、柏林、凡爾登更加慘不忍睹，現在的歐洲簡直處處在搶麵包。西方之科技強自然強，破壞力也要強太多。”
李諭說：“真比起破壞程度來，自然界的暴力或許遠不及人類。”
蔣百裡順著說：“野蠻人的暴力，又遠不及文明人。”
“總不能以暴力的高低決定文明程度的高低，”梁啟超有些無奈地說，“親身來到歐洲後才發現，這裡與國內精英分子幻想中的天堂完全不是一回事！在我看來，西方文明在過去的一百年裡並沒有真正進步，反而陷入了利己殺人、寡廉鮮恥的狀態。”
“好像一直都是這樣……”李諭說。
梁啟超說：“所以說西方同樣存在巨大缺陷，但這種缺陷正是我們所具有的。將來我們必然要走融合中西方文化的道路才可。”
沒有穿越者的視角，梁啟超能看到這麼本質的東西相當厲害。
李諭說：“中西方本就不同，全盤西化是那些沒有來過歐洲之人的幻想，取長補短才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梁啟超深以為意：“疏才是西學大家，一語中的！我國多年來效仿西方而不能成，因素很多，可以說二者社會政治的固有基礎全然不同。正是這種文化差彆，讓中國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變法維新屢遭失敗，就連最基本的議會製都沒有學過來。”
李諭說：“歐美有議會製的基礎，他們一直是精英文化和貴族文化，習慣了少數人決定大事。”
“是啊，”梁啟超說，“所以他們才能做到讓少數精英代表全體人民。中國則不然，自從秦漢以來，久無階級，短時間想學習英法，少了根基，必然失敗。”
李諭說：“沒有階級也不見得是壞事。”
“當然是好事，”梁啟超說，“經濟同理，西方經濟強，緣於資本主義，但戰爭的爆發，說明資本主義乃是一種不自然的狀態，並非合理組織，現在雖十分發達，卻已走到末路，且積重難返，不能挽救，勢必破裂！中國學資本主義而未成，說不定是天大的運氣。”
蔣百裡說：“歐洲有些人應該看出來了，也在變法，比如俄國，可惜不能去一趟聖彼得堡。”
“提到列寧這個人，”梁啟超說，“我倒覺得在歐洲政客中，以人格論，當以列寧為最。其刻苦之精神，忠於主義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因此他的主義能見實行。”
這都是梁啟超的原話。
李諭說：“經過歐洲一行，任公好像變得更加樂觀了。”
梁啟超說：“沒錯，我現在越發覺得，對於中國的未來，根本無需悲觀。西人作繭自縛，中國固有的文化底蘊乃是最符合未來世界潮流的。隻要我國從少年抓起，從培養高尚人格做起，融合東西，砥礪前行，必然可強盛！”
已經記不清是梁啟超多少次思想轉變了。
蔣百裡同樣信心倍增：“見過德國失敗後，我準備寫一本書論證其失敗根源，以為警示。”
他當年可是非常崇拜德國。
李諭說：“期待先生成書。”
“我已經寫了一些筆記，”蔣百裡說，“對了，幾天前我們剛到巴黎時，這批手稿差點被盜。我們下榻的公寓進了賊，箱子被翻得亂七八糟，以為堂堂歐洲大陸文化中心的巴黎，盜賊竟如此多，沒想到卻找到了一張紙條。”
他從懷中掏出了一張紙，遞給李諭：“上麵是用法語寫的，‘很抱歉誤闖了您的房間，隨信附上10法郎，用以賠償您的玻璃和百葉窗’，落款則是黑夜工人。我頭一次見這麼講究的盜賊。”
李諭拿過紙條：“黑夜工人？這不是那個法國的無政府主義組織嗎？”
梁啟超說：“無政府主義？歐洲還有這種奇怪的東西？”李諭說：“具體什麼是無政府主義我不太了解，不過黑夜工人的創始人是個奇人，他叫雅各布，是響徹整個法國的俠盜，專門劫富濟貧。”
“哦？”梁啟超有點感興趣，“在這個社會裡出現這種人物想想也合理。難道我們遇到了這位俠盜？”
“並不是他，”李諭說，“雅各布十多年前就被警察抓住，流放到了圭亞那。”
“圭亞那在哪？”蔣百裡問。
“南美洲。”李諭說。
屋子裡有個地球儀，李諭給他們指了一下。
蔣百裡咋舌道：“法國竟然把監獄建這麼遠？”
“因為法國權貴們太怕這個人了，他的社會影響力又大，不能判他死刑，隻能流放到圭亞那，儘可能消除其影響力。”李諭說。
梁啟超說：“難怪我在報紙和書刊上都沒怎麼聽過這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