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森堡自信說：“我肯定可以成為一名大學教授，即便現在大部分的大學教授已經滿員，因為我比他們都要強。”
李諭笑道：“祝你好運。”
他能進入索末菲的研究所挺幸運，現在研究原子光譜這種量子問題的研究所沒有幾個大學開設。
當然了，按照要求，研究理論物理學的學生肯定要必修維恩的實驗物理學課程。
在慕尼黑接下來的幾天，李諭寫出了關於“全同粒子”的論文，準備投給《SCE》。這算開個頭，“全同粒子”的實驗證實要等到1980年代。
而理論上的研究，則要靠另一個還沒出山的量子力學大神——狄拉克，以及一些其他的物理學家，如費米等人的工作慢慢完善。
隻不過在這個時空下，未來的“玻色子”一詞很可能會被改成“李諭子”，因為這些名字本來就是狄拉克起的（按照對標準粒子模型的貢獻來說，叫做狄拉克子其實更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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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歐洲還是沒啥理論研究環境，與愛因斯坦他們多待一周後，李諭便回到了巴黎。
代表團隻知道李諭又參加了眾多大學演講，還不知道他在粒子物理學上馬上就要邁出的一大步，因為他們正被巴黎和會“最高會議”的決定搞得焦頭爛額。
美英法三國的首腦組成最高會議剛剛約見了中國代表團，由對中國態度較好的威爾遜傳達了他們決定的最終方案：“日本將獲得膠州租借地和中德條約所規定的全部權利，然後再由日本把租借地歸還中國，但歸還之後仍享有全部經濟權利，包括膠濟鐵路在內。”
簡單點說，就是德國在山東的有關權益轉交給了日本。
威爾遜特意給顧維鈞、陸徵祥解釋說：“現在提出的這個解決方案，最高會議希望能被中國接受，它也許不能令中國滿意，但在目前情況下，已是所能尋求的最佳方案。”
但中國代表團肯定不能接受，這不還是相當於喪權辱國嘛！
在與顧維鈞會麵時，他對李諭失望地說：“我們還是徹底失敗了，雖然竭力爭辯，要求由德國直接向中國歸還奪去的權利，但毫無效果，最高會議決定把方案列入巴黎和會的對德和約，不會再就中國問題進行討論。”
李諭無奈道：“果然如此糟糕。”
顧維鈞說：“太無力了！弱國無外交啊！隻能希望北洋政府不要讓我去簽字，因為這對我來說無異於死刑。”
李諭歎道：“尊嚴隻在刀鋒之上，真理隻在大炮射程之內。”
顧維鈞同樣說：“列強還是列強，即便我們是戰勝國，也沒有用。”
雖然巴黎和會要在一個月後才會正式舉行簽字儀式，但對中國代表團來說，結果已經注定。
顧維鈞的表現堪稱外交場上的藝術家，但北洋政府此前埋下的禍根還是無法消除。
就像玩王者，一個大佬帶四個菜鳥，如果贏了，這些人會直呼這個人牛逼；若是輸了，這四個人會狠狠地責怪大佬，說都是因為他才輸了。好在顧維鈞這人夠強硬，沒有因此背鍋，反而開啟了人生高光。
陸徵祥等人表現得還是多少有些軟了點，但背後的北洋政府才是本質原因。
身處近代史，李諭完全明白了為什麼曆史教科書會寫一句：資產階級革命失敗是因為他們有軟弱性。
在這個世界，真心是弱肉強食，利益至上，國家之間哪有所謂的公平、道義？彆人不僅不會坐視你強大，甚至還會拚命阻攔。
彆說一戰了，打得更慘烈的二戰之後，世界格局還是沒有多大變化，也就用幾千萬條生命確定了國家和邊界線。
發達國家還是當年的列強。有幾個國家突破了階層壁壘？
非常少，說得出來的可能也就亞洲的新加坡和韓國。
但他們都屬於小國，新加坡有馬六甲的天然優勢，足夠讓一個新加坡強大。要是沒從馬來西亞獨立，新加坡可能隻不過是下一個開羅或者孟買。
韓國規模大一些，人口、土地、經濟都差不多相當於一個江蘇省，戰後當了美國小弟，樸正熙等人的國家主義乾涉經濟起到很大作用，扶持起幾個超級企業。雖然代價是這些企業被華爾街強力控製，但總歸讓韓國成了罕見的從戰前一貧如洗到躍升為發達國家的特例。
和他們不同，中國能取得的長足進步太難了，完全是自力更生，走的是少見的正路。
列強當年發展起來工業靠的是吸殖民地的血，瘋狂掠奪。
中國則是工農業剪刀差，犧牲多年農業，扶持工業，直到工業崛起，才又反哺農業。魄力和決心方麵，中國說第二，還真沒其他國家敢說第一。
資產階級的精英或許也有這樣的眼光，能看到這條正確之路，但可惜沒有動手的魄力，更沒有條件。
李諭在巴黎沒必要多待，準備動身經由美國回國。
後麵的事他已經知道。
5月1日，中國談判首席代表陸徵祥電告北洋政府和會的進程，他在給外交部的密電中提出三種解決辦法：
其一，全體代表離會回國；
其二，不簽字；
其三，簽字，但注明中國對山東問題條款不予承認。
陸徵祥附上了自己的意見：他認為第一、二種都不現實，隻能采取第三種。
也就是說，陸徵祥主張有條件簽字。
不過曆史在這時候拐了一個巨大的彎。
陸徵祥和北洋政府都沒有想到，在他拍發電報跟北洋政府商討最後方式時，同在巴黎的梁啟超已經在幾小時前將情況發給國內，從而不可控地引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
很難判斷梁啟超的動機是什麼，他的初衷肯定是想通過向政府和國民發出警告，要求他們向和談代表施壓，令其千萬不要在和約上簽字，愛國之心油然可見。
不過梁啟超在北洋政府沒有形成最後決策之前，將消息提前公布，似乎有超越程序之嫌。
因此有人認為這是研究係對執政的安福係的打擊。
5月2日的《晨報》頃刻售罄，短短兩天後，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爆發，近代史與現代史的分界點出現。
梁啟超絕對想不到自己的一封電報有這麼大作用。
後來被趕下台的曹汝霖以及安福係要員把“五四運動”歸咎於梁啟超以及研究係。在他們看來，發表了很多關於和會文章的國民外交協會以及《晨報》都隸屬於研究係。
不管政界如何爭論，反正原先對取得歐戰勝利、並對巴黎和會抱有巨大希望能夠收回山東的國人，被潑了個透心涼。
北洋政府那邊，眾議院立馬召開會議準備對內閣施壓。
國民外交協會也作出幾項決定：5月7日國恥紀念日（二十一條而來），召開國民大會，如巴黎和會不能同意中國的主張，即請政府撤回專使。
更多的電報則發往巴黎中國代表團，警告代表團不得在巴黎和會上簽字。
甚至直接警告陸徵祥：“公敢簽，請公不必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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