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曉得廢除中醫和廢除漢字一樣，都是很過激的行為，正好李諭把問題巧妙引到了宗教上，於是說：“我認可李諭先生所說，甚至宗教問題是個比中醫更要關注的問題。
比如既然提倡信教自由，那麼不信教也是自由。要是說非宗教同盟的運動妨礙了‘信仰自由’，那麼難道宗教同盟的運動就不妨礙‘信仰自由’了嗎？現在的各種宗教，都是用詭誕的儀式、誇張的宣傳來誘惑未成年學生的盲從。完全是用外力侵入個人的精神世界，難道不是一種侵犯人權的行為？
“我寧可國人相信經驗總結後的醫學，也不想讓他們相信洋人的宗教，那樣對我們宣傳科學與民主更加不利。”
魯迅手癢點燃一根煙，然後說：“想提升國人之科學素養不是件容易事。連愚昧這一關都過不去，難啊！”
直到2019年的一項統計數據，中國公民具備基本科學素養的比例隻有8.47%！
這是個很讓人吃驚的數字，任重而道遠啊。
胡適說：“提升國民之科學素養以及民主素養、公民素養，應該繼續增加報刊，不如我再辦一份報紙？”
李諭說：“新聞界的人士已經在努力，我覺得對於我們學界的人來說，專心做學問才是上策，同時教授知識，辦報就是下策了。”
胡適搖頭說：“我做了幾年學問，感覺隻躲在象牙塔裡聲音太小。”
他不想做學問，而是去辦報，後來北大許多大教授都估計是因為他做不下去學問了，也搞不出什麼文學名堂。
胡適的著作比較出名的不是有一本《中國哲學史》嘛，結果隻有上卷，（嚴格講還有個中卷，但隻有五萬多字）。胡適的這本著作確實很有開創性，一直被當做民國初年許多學校的必讀書目。
不過問題就是隻寫到了先秦諸子，與漫長的中國曆史相比，確實太短了點。對讀者來說，始終有種不完整、難窺全豹的遺憾，稱不上一部完整的中國古代哲學史。
所以民國的那個大狂人，章太炎的大徒弟黃侃，就曾經在大學課堂上調侃：“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
謝靈運是晉朝大文人，出自煊赫的謝家，做過秘書監。“天下才共有一石，曹子建（曹植）獨得八鬥，我得一鬥，自古及今共用一鬥”就是他說的。
初聽以為黃侃在誇獎胡適，將其比作大文人謝靈運，沒想到他接著說：“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部沒有了也。”
十幾年後，馮友蘭寫了《中國哲學史》，陳寅恪和金嶽霖借著審稿的機會，或明或暗地指出胡適的中西學都大有問題，金嶽霖直接說“西洋哲學並非胡先生之所長。”
這是關於哲學的。北大教授、號稱“現代莊子”的劉文典則評價道：“胡適什麼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學。”
再就是有人概括：“胡先生所治，通學也。通學者總要受專家批評的，又豈止不懂哲學、文學。”
客觀點講，胡適的成就是“一種綜合性的創造”，他的眼光可以，總能在一些前人還沒開創的領域做點初期的工作，也就引領了潮流。
而單論任何一個方麵，不管舊學、新學，胡適都隻能算淺嘗輒止。他對西學的態度，差不多屬於“弱水三千，隻取一瓢飲”。
邵飄萍也不想讓胡適辦報，勸道：“我總有一種偏見，以為文化比政治尤其重要。從前許多拋了文化專談政治的人現在都碰了頭回過頭來了，為什麼先生一定也要走一走這條路？”
蔡元培知道胡適辦報想寫什麼，於是說：“為了社會，此時北大正應有講學的風氣，而不宜隻有批評的風氣。適之想必忍不住要寫點政論文章，參與當今糊塗的政治吧？”
“是的，”胡適攤攤手，“我以前說過二十年不談政治，但現在看來不可能了。本以為改良政治應該從改良思想文藝做起，但我錯了，良好的政治才是一切和平的社會改善的必要條件。”
李諭知道胡適以後肯定要從政，於是說：“胡博士就算辦報走仕途，也不要忘了新文化運動。”
“那當然！這是一把很好的武器，我會繼續堅持下去，”胡適說，“對了，最近剛剛寫了一首紀念當年刺殺袁世凱四名烈士的詩歌，給大家看看。”
幾個人湊過來，胡適的本子上寫著：
“他們的武器：炸彈！炸彈！
他們的精神：乾！乾！乾！”
李諭笑道：“胡博士真率性。”
魯迅吐了口煙卷，淡淡道：“有點意思，押上了韻。”
邵飄萍咳嗽了一下，問：“胡博士要發表在哪份報紙上？”
胡適說：“發在我自己創建的報紙上。”
邵飄萍和史量才如釋重負：“要得！要得！”
——
暫時不用管中醫還有文界的爭論，反正越是這種事，一時半會越不能爭出個短長。
幾天後，高魯去日本參加觀象台長會議，載譽而歸，光靠李諭給他的那篇論文就讓大半個日本科學界為之震動。從日本返回時，他坐船抵達上海，繼而與竺可楨一道北上。
高魯見到李諭，拿出一封日本天文界聯名寫的信：“日本的天文學界以及物理學界諸位學者教授讓我親手交給你，懇請院士先生抽時間去趟日本講講天文學中的物理學。”
李諭隨口說：“抽空路過日本時再說。”
竺可楨則說：“院士先生，我們準備成立中國氣象學會。”
他們的動作比曆史上早了幾年。
李諭肯定支持：“非常好！我有一艘船，每年可以讚助你們進行幾次海上觀測。”
“感謝院士先生，”竺可楨說，“我們認為氣象學會應隸屬於您的中國科學社之下，就如同歐美日等國一樣，所以向您報個備。”
高魯笑道：“這樣還能有科研資金的支持。”
“當然沒問題，”李諭說，“你們選址在北京，還是上海？”
竺可楨說：“我們最看中的是青島，但現在青島問題尚且沒有與日本交涉結束，所以暫定上海吧。”
“可以，”李諭說，“過不了幾年，青島肯定就會回歸，再去不遲。”
青島1922年才完全收回。小鬼子在巴黎和會囂張跋扈，最終還是沒有達成占據青島乃至整個山東的目的。
小鬼子外交陽謀方麵非常稚嫩，遠不如歐美列強，隻會原始的恃強淩弱這一招，殊不知國際外交中這是最低端的招數。
要真是這樣，以百年後中國的國力，能讓東京、大阪、名古屋等所有日本大城市全變成焦土。而且世界上除了五常以外的國家也就不用存在了。
所以恃強淩弱在國際外交中可以適當用，但不能那麼無下限地用。
此後的侵華以及太平洋戰爭都是下下之策，完全被軍國主義蒙蔽了那雙小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