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士詒說：“這些年來我一直醉心於財政、河渠、道路等方麵的問題，再加上我本人多年來研習科舉，早已明白要‘學歸實用’，當年的進士身份已經沒有什麼用處。”
他中進士比嚴範孫晚了一年，兩人的情況頗有相似之處，都認識到了科舉的弊端。
嚴範孫說：“以你的才氣，想必再中進士不是難事，如此兩中進士之壯舉，實在是令我也不勝期待。”
梁士詒笑道：“還是說不準的事情。”
嚴範孫對梁士詒倒是很有信心：“如今鑽研西學之人並不多，再加上你的基礎，絕對比常人要強，有可能會高中狀元。”
“我儘力而為，”梁士詒看向李諭，“這位是？”
嚴範孫為他介紹：“他就是著名的李諭。”
梁士詒訝道：“原來是李諭先生！當朝帝師，名滿歐洲的科學才子李諭！”
李諭笑道：“梁先生你好。”
梁士詒說：“如果帝師也要參考，恐怕我還是放棄為妙。”
李諭擺擺手：“我並不會參加經濟特科考試。”
梁士詒說：“我在廣東之時，曾在報上數次看到關於帝師的報道，您在科學上的成就令人不勝稱讚，就算是直接列為進士乃至狀元，我想也不為過。”
李諭說：“就像你剛才所說，進士又能如何？如果有科學院，興許我還有點興趣，隻不過可能性幾乎為零。”
梁士詒說：“現在百廢待興，多有一些實用的人才方可救國於危難。”
嚴範孫說：“翼夫所言極是，隻是不知朝廷這次經濟特科能不能夠招納到實用之人才。”
梁士詒歎道：“如果再是一批腐儒，恐怕就徹底沒了機會。”
嚴範孫當過多年學政，非常明白科舉的情況，他說：“雖然我曾多次上書闡述，但如今朝廷依舊隻把學堂當作培養人的地方，他們眼中唯有科舉才是真正選拔人才的方式。這種觀念不改，隻怕還是無法讓學堂發展。”
梁士詒是廣東人，廣東是革命黨故鄉，當時他還和梁啟超是同學，所以對新式學堂非常接受，看得出來新式學堂教的東西才是更有用的學問。
梁士詒說：“我這幾年潛心研究的水利與交通幾事，才知道其中學問如此之多。就像洋人的鐵路與火車，包含的知識與原理便不勝枚舉。如果隻把懂得這些學問的人當做工匠，已經遠遠不夠。”
現在李諭搞的主要是理論科學，如果他搞幾件具體的機械製造出來，怕是也會被人當做工匠。
因為理論科學不管是數學還是物理，大臣們怎麼解釋都不會聽懂；
但造出來的機械就不一樣，即便是再高精尖，隻要是實物擺在眼前，他們便會覺得不過如此。
所以清廷即便已經從鴉片戰爭開始挨了這麼多年揍，還是隻把洋人的強放在武器和軍艦上。
連相對容易看明白十分有用的政法製度都不能接受，更彆提費腦子的科學技術。
梁士詒又對李諭說：“聽聞帝師去過數個列強國家，甚至也曾坐火車經由俄國到達歐洲，眼界開闊。您認為我們能不能夠在科技之路上趕超列強？”
“說趕超還是有點太早，現在我們能學明白就非常不錯，”李諭道，“但就像二位所說，不興辦新式學堂，永遠沒有機會。隻有踏踏實實踏出幾步，才能考慮此後所謂趕超之事。”
梁士詒說：“先生所言甚是。”
嚴範孫鼓勵道：“所以我才希望翼夫可以高中！經濟特科所設，就是為了新學之故，他日你高中狀元，便可以推進新學之事。”
嚴範孫拱手笑道：“一定傾儘全力。”
隻不過梁士詒這次不僅沒有高中狀元，連進士都沒有考下來。
經濟特科的考試題目總體上還是屬於策論的範疇，不過題目倒是有那麼一點“經濟”的味道，比如“桓寬言外國之物外流而利不外泄，則國用饒民用給。今欲異物內流而利不外泄，其道何由策”，其實討論的就是進出口貿易的事情。
隻不過依舊是從古人中找例子。桓寬就是漢代的，《鹽鐵論》的作者。
另一道題目則是：“《周禮》農工商諸政各有專官論”。
李諭肯定答不上來。
他生在現代社會，如果真考經濟學，無論如何多少能蒙個皮毛。但他可沒有看過《周禮》，更沒有讀過《鹽鐵論》，如果上來就提筆討論真正經濟上的進出口相關內容，給他寫出世界貿易組織to，恐怕閱卷的榮慶一定以為是個神經病。
所以科舉嘛，總歸還是科舉，換湯不換藥，李諭是不可能適應的。
梁士詒實際上確實被點了狀元，但在成績照例承給慈禧太後看時，卻認為梁士詒的名字實在是不吉利：姓氏與梁啟超一樣，兩人還是同窗兄弟；名字最後一個字又與康有為相同康有為原名康祖詒），“梁頭康足，人品可知”。
於是乎便取消了梁士詒的狀元資格。
而最終拿狀元的是雲南人袁嘉穀，此君後來做到了現代高校的教授。
他也是科舉史上雲南唯一的一個狀元。
而他獲得狀元所寫的文章名字非常有意思：《防民猶防川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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