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忠賢權勢的鼎盛時期，東廠的緝捕人員猶如厲鬼橫行，他們所到之處，不論實情如何，都會引起一片腥風血雨。東廠的恐怖統治，不僅針對朝廷官員，就連平民百姓也無法幸免，稍有不慎觸及魏忠賢的禁忌，便可能招致殺身之禍。
外戚李承恩，身為寧安大長公主之子，僅因家中藏有公主所賜的器物，就被魏忠賢以盜竊皇家禁物的罪名判處死刑。中書吳懷賢讀了楊漣的奏疏後擊掌讚歎，這一行為經家奴告發，導致吳懷賢被殺，家產被抄。武弁蔣應陽為熊廷弼鳴冤，亦被迅速處決。民間稍有不慎觸及魏忠賢的名字或事跡，便會被捕殺戮，甚至遭受剝皮、割舌的酷刑。人們在路上相遇，隻能以眼神交流，不敢發出聲音，生怕招惹禍端。
天啟六年（1626年），魏忠賢的權勢進一步膨脹，他不僅獲得庇蔭都督僉事的恩典，還庇蔭其族叔魏誌德為都督僉事，提升傅應星為左都督，並表彰傅應星的母親。魏忠賢繼續利用權力迫害異己，通過其黨羽李永貞假冒浙江太監李實上奏，逮捕並懲治了前應天巡撫周起元以及江浙籍的高攀龍、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黃遵素、李應升等人。高攀龍自儘，周順昌等人在獄中被害。蘇州民眾見周順昌被捕，群情激憤，打死兩名校尉，巡撫毛一鷺逮捕了顏佩韋等五人並將其處死。
刑部尚書徐兆魁在審理案件時，對魏忠賢仇視的人施以嚴刑。魏忠賢還聽從霍維華的建議，命令顧秉謙等人編修《三朝要典》，意圖徹底抹黑東林黨人。禦史徐複陽提議拆毀講學書院，以斷絕東林黨的根基；禦史盧承欽則請求立東林黨碑，以昭示天下。這些舉措讓海內人士感到窒息般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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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維華建議魏忠賢在邊防上冒險邀功，以鞏固其權勢。遼陽男子武長春因在妓院發表不當言論，被東廠捕獲，許顯純將其酷刑逼供，誇大其辭，稱其為敵國間諜，若非東廠及時行動，將有大變。朱由校因此詔封魏忠賢侄子魏良卿為肅寧伯，賞賜宅第、莊田，賜予鐵券。吏部尚書王紹徽請求尊崇魏忠賢的先世，朱由校詔令追贈魏忠賢上四世為肅寧伯。魏忠賢還假傳聖旨，派遣其黨羽太監劉應坤、陶文、紀用鎮守山海關，控製兵權。他再次被記功，庇蔭都督同知和世襲錦衣衛指揮使各一人。
浙江巡撫潘汝楨奏請為魏忠賢建立祠堂，倉場總督薛貞則稱草場失火，幸虧魏忠賢救助，得以無害。自此，歌功頌德之聲不絕於耳，各地開始興建魏忠賢的祠堂，進一步強化了他作為“九千歲”的地位，同時也標誌著明朝末年政治腐敗和人民苦難的加劇。
六、打擊異己
魏忠賢在朝中的清洗運動，不僅針對東林黨人，也對任何被視為潛在威脅的人進行了無情的打擊。編修吳孔嘉利用個人恩怨，誘使吳養春的奴仆告發主人，導致吳養春父子死於獄中，家產被抄，這一事件展現了魏忠賢黨羽的殘酷與無情。知府石萬程因對酷刑的不忍，憤而削發掛印而去，幾乎引發徽州的民變，顯示了魏忠賢統治下民不聊生的慘狀。
魏忠賢的黨羽都督張體乾誣告揚州知府劉鐸勾結方術士詛咒魏忠賢，劉鐸因此被斬首。同樣，因微小的嫌隙，新城侯之子王國興被誣告，被判死罪，主事徐石麒亦遭罷免。魏忠賢的報複不僅針對活著的政敵，連已故之人也不放過，如韓火廣、張問達、何士晉、程注等，即便已離世，其家屬仍被追究責任，財產被沒收。
魏忠賢的權力網覆蓋朝野，閹官中有王體乾、李朝慶、王朝輔、孫進、王國泰、梁棟等三十餘人作為左右擁護，而外廷文臣中，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被稱為“五虎”，武臣中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被稱為“五彪”，再加上“十狗”、“十孩兒”、“四十孫”等眾多黨羽，從內閣到地方督撫，無一不在其控製之下。
魏忠賢對張皇後及其家族的忌恨，亦體現了其權力的無所不用其極。他誣告張皇後的父親張國紀縱奴犯法，企圖動搖皇後地位，雖因王體乾的勸阻而暫時罷手，但仍展示了其對皇室權威的蔑視。
天啟六年（1626年）冬，魏忠賢的權勢達到了頂峰，被封為上公，加恩三等。其侄魏良卿晉封肅寧公，享受魏國公待遇，庇蔭多人。魏忠賢的黨羽遍及要塞，如薊、遼、山西宣府、大同等地，總兵梁柱朝、楊國棟等每年向其獻上名馬珍玩，表明魏忠賢不僅掌握了政治大權，還享有巨大的經濟利益。
袁可立作為非閹黨非東林的官員，本無意卷入黨爭，但在魏忠賢權勢熏天之時，因不願迎合閹黨，最終被迫致仕。袁可立的遭遇，不僅是個人悲劇，也反映了魏忠賢時期朝中異己者的普遍命運。袁可立的離去，使得閹黨更加肆無忌憚，掌握了更大的軍政權力，進一步加劇了明朝末年的政治腐敗和社會動蕩。
七、海內獻媚
天啟七年（1627年），魏忠賢的權勢達到了巔峰，他派遣親信崔文升總督漕運，李明道總督河道，胡良輔鎮守天津，以鞏固其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掌控。崔文升曾因侍奉光宗用藥之事被東林黨人攻擊，此時卻成為魏忠賢的左膀右臂，這表明了魏忠賢對異己的收編策略。
海內各地官員爭相獻媚，督撫大臣如閻鳴泰、劉詔、李精白、姚宗文等競相為魏忠賢建立祠堂，頌揚其功德，形成了一股狂熱的崇拜風潮。這種風氣甚至影響到了社會各個階層，包括武夫、商賈乃至市井小民，都參與其中。祠堂建造奢華，侵占民田，砍伐墓地樹木，百姓敢怒不敢言，而監生陸萬齡更提出了將魏忠賢配享孔子的荒誕提議。
魏忠賢的權力不僅體現在朝堂之上，他對異見者的嚴酷鎮壓也令人膽寒。如薊州道胡士容未及時準備建祠文書，遵化道耿如杞入祠未拜，均被處以死刑。在這樣的高壓環境下，天下風氣劇變，所有奏章不論大小，皆充斥對魏忠賢的頌揚之詞。就連宗室、功勳、外戚以及朝中大臣，如楚王朱華、中書朱慎鑒、豐城侯李永祚等人，也紛紛撰文諂媚，不顧廉恥。
魏忠賢的影響力甚至滲透到了聖旨的草擬中，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在起草詔書時，也尊稱魏忠賢為“廠臣”，並將其名字與皇帝並列。山東產麒麟的祥瑞也被解讀為魏忠賢修德所致，朱由校前後多次賜予魏忠賢嘉獎，其誥命仿照古代九錫文，顯示了其超乎尋常的地位。
這一年，魏忠賢繼續擴大其勢力範圍，庇蔭多名錦衣衛指揮使，其家族成員及姻親皆被授予高官厚祿。特彆是袁崇煥寧遠大捷之際，魏忠賢更是借機封賞族孫魏鵬翼為安平伯，侄子良棟為東安侯，加封良卿為太師，鵬翼為少師，良棟為太子太保。然而，對於真正的戰功，如袁崇煥的，卻被故意忽視。此時，魏忠賢家族成員多為幼童，卻已位極人臣，引發了外界關於魏忠賢篡權的猜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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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校本人喜好木工技藝，每當專注於工作時，魏忠賢等人便趁機奏事，朱由校對此感到厭煩，常以“你們好自為之”的態度應對，給了魏忠賢任意妄為的空間。魏忠賢出行時，排場極大，隨從眾多，其威風凜凜的儀仗隊令百官拜伏，甚至有人稱其為“九千歲”或“九千九百歲”，這反映了朝中官員對魏忠賢的極度諂媚。
八、權宦末路
天啟七年（1627年）秋季，明熹宗朱由校去世，其弟信王朱由檢即位，是為崇禎帝。朱由檢對魏忠賢的罪行早有耳聞，即位之初便保持警惕，這使得魏忠賢及其黨羽開始感到恐慌。為了試探新帝的態度，楊所修、楊維垣首先發起對魏忠賢心腹崔呈秀的攻擊，隨後陸澄原、錢元愨、史躬盛等官員亦紛紛上疏指責魏忠賢，但崇禎帝並未立即采取行動。
嘉興貢生錢嘉征勇敢地列舉了魏忠賢的十大罪狀與皇帝並列、蔑視皇後、擅握兵權、無視先祖、削減藩王封賞、蔑視聖人、濫施封賞、隱瞞邊疆功績、剝削民眾、勾結內外勢力。當這份彈劾奏疏呈遞至崇禎帝麵前時，他親自召見魏忠賢，命內官當麵宣讀。麵對指控，魏忠賢驚懼不已，急忙試圖通過賄賂信邸太監徐應元尋求庇護。徐應元曾是魏忠賢的舊交，但崇禎帝得知此事後，嚴厲斥責了徐應元。
同年十一月，崇禎帝下令將魏忠賢發配至鳳陽，魏忠賢在前往流放地的路上依然豢養亡命之徒，此舉激怒了崇禎帝，隨即命令錦衣衛逮捕魏忠賢，帶回京師受審。李永貞得知這一消息後，緊急向魏忠賢通風報信。自知死期將至的魏忠賢，在阜城南關一家客棧與同黨李朝欽飲酒至深夜，最終選擇上吊自儘，結束了他充滿爭議的一生。
崇禎帝下詔將魏忠賢分屍示眾，首級懸掛於河間府，以儆效尤。客氏則在浣衣局被鞭打致死，魏良卿、侯國興、客光先等主要黨羽亦被處決，屍體曝露街頭，家產遭查抄。在搜查客氏的住處時，發現了八名宮女，這讓人聯想到呂不韋的故事，因此客氏的行為更添了人們的憎恨。
崇禎二年（1629年），崇禎帝命令大學士韓爌等人審理逆案，全麵清除了魏忠賢的餘黨，東林黨人再次得到起用。然而，那些與逆案有牽連的官員始終圖謀複仇。溫體仁、薛國觀等人相繼掌權，暗中排擠正直之士，為翻案做準備。崇禎帝對朝臣結黨營私的現象感到厭惡，再次倚重宦官，導致阮大铖等逆案中的人物在江南地區再度得勢，直至明朝滅亡。
結語
魏忠賢的故事，是明朝末年政治腐敗、社會動蕩的一個縮影。他的崛起與覆滅，不僅是個人命運的悲喜劇，也是曆史進程中不可忽視的一環，提醒著後人權力的濫用必將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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