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年經曆
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的早年經曆充滿了傳奇色彩。他出生於1711年9月25日，地點據說是北京雍親王府東書院的“如意室”，但也有一種說法是他出生於承德避暑山莊。弘曆的幼名叫做“元壽”，他的生母是雍親王胤禛的一位妾室格格，即後來的熹妃。在他出生的時候，家中已經有幾位兄長不幸夭折，因此在實際排序中，弘曆成為了實際上的次子。
弘曆的命運在他十歲那年發生了重大轉折。康熙帝在雍親王府首次見到這個聰明伶俐的孫子時，對其表現出了極大的喜愛，並下令將他帶入宮中親自撫養，教授書課，並且帶著他一同前往熱河避暑山莊巡幸。這樣的待遇無疑表明了康熙帝對弘曆的特彆關注，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父親胤禛在爭奪儲位鬥爭中的地位。當康熙帝在1722年去世後，胤禛即位為雍正帝，而弘曆也因此成為了皇位的潛在繼承人之一。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秘密寫下了一份立儲密旨，明確將弘曆立為繼承人，並將這份密旨藏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的鐍匣之中。為了確保弘曆能夠勝任未來的重任，雍正帝在其即位後不久便開始加強對弘曆的教育。除了原有的老師福敏外，雍正帝還選派了多位著名的文臣，如朱軾、徐元夢、張廷玉、嵇曾筠和蔡世遠等人，來輔導弘曆學習儒家經典和其他文化知識。同時，宗室中的重要人物如允祿、允禧等人也被指派教導弘曆如何使用火器和騎射技巧。在雍正帝的悉心栽培下，弘曆迅速成長為一位文武雙全的人才。
在雍正二年底，弘曆代替父親參加了康熙帝的忌辰祭祀活動。這一舉動不僅體現了雍正帝對弘曆的信任，也表明了弘曆已經開始承擔起一些重要的公共事務。雍正五年（1727年），弘曆與出身於滿洲名門的富察氏結婚，居住在紫禁城的西二所。同年，由於弘時的行為不當，被削去了宗籍，這進一步減少了弘曆繼承皇位的競爭者。
隨著時間的推移，雍正帝對弘曆的期望越來越高。雍正八年（1730年），弘曆的長子永璉出生，雍正帝親自為其命名，寓意深遠。為了進一步提升弘曆的威望，雍正帝還將弘曆所著的文章編成《樂善堂全集》，並讓多位重要官員為其作序，以此為弘曆未來的登基鋪路。
雍正十一年（1733年），弘曆被封為和碩寶親王，並被賦予了處理一些重要政務的任務，如參與平定準噶爾叛亂和平定貴州苗民起義等。這些經曆不僅鍛煉了弘曆的政治能力，也讓他在朝野內外贏得了廣泛的認可和支持。
二、乾隆初政
乾隆帝即位之初，麵臨著一係列複雜的政治局麵和曆史遺留問題。雍正帝逝世後，內侍遵照遺詔，宣布弘曆即位為皇帝。1735年九月初三，弘曆在太和殿正式登基，改元乾隆，開始了他的帝王生涯。乾隆帝即位後，立即著手調整前朝的一些政策，以溫和的方式取代了雍正時期的嚴厲措施，力求建立一個更加和諧的統治環境。
乾隆帝首先致力於調整皇室內部關係，以收攬人心，緩和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他釋放了雍正帝長期監禁的政敵允禵，並恢複了他們的爵位，這一舉措在很大程度上緩和了皇室內部分歧。與此同時，乾隆帝還妥善處理了雍正朝留下的年羹堯、隆科多兩案的問題。1737年，乾隆帝釋放了因貽誤軍機而被判死刑的嶽鐘琪和傅爾丹，並賜予允禟等公爵稱號，進一步穩定了朝局。
在調整皇室內部關係的同時，乾隆帝也非常注重邊疆的穩定。1738年五月，張廣泗成功平定了貴州苗民的叛亂。同年十月，乾隆帝的皇儲永璉不幸病逝，這對乾隆帝來說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但他仍然堅強地麵對，並繼續推進國家的各項事務。1739年，準噶爾部的噶爾丹策零表達了議和的意願，乾隆帝借此機會推動了清準議和的進程。同年十二月，額駙策棱上報駐軍情況，表明已做好防範準噶爾叛亂的準備。
乾隆帝還糾正了一些雍正時期實施的錯誤政策。例如，雍正帝時期曾推崇“祥瑞”和煉丹長生之術，乾隆帝對此持否定態度，他命令驅逐宮中僧道，並禁止呈報所謂的“祥瑞”之事。對於耗羨歸公和攤丁入地政策中的失誤，乾隆帝也進行了糾正，規定各地奏報墾荒田畝時必須詳細核查，杜絕虛報冒領的現象，以免增加百姓負擔。
乾隆帝在處理這些事務時，顯示出了他作為一個成熟政治家的智慧和決斷力。他不僅糾正了前任的失誤，而且還繼承和發展了雍正時期的一些積極政策。通過這些舉措，乾隆帝成功地鞏固了政權，為後續的盛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摒除困局
乾隆六年（1741年）是乾隆帝即位後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這一年，乾隆帝首次舉行了木蘭秋獮典禮，這一傳統的狩獵活動並非單純的娛樂，而是為了重振軍隊的紀律和士氣。乾隆帝陪同崇慶皇太後前往避暑山莊，並沿途減免了所經過地區的部分賦稅。這一舉措不僅展示了乾隆帝對民眾生活的關心，也有助於提升他在民間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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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深知軍隊的重要性，因此他通過恢複木蘭秋獮來強化軍隊的紀律性和戰鬥力。這一決定背後有著深刻的曆史背景——乾隆帝在即位初期已經解決了貴州苗疆之亂，並與準噶爾部達成和平協議，完成了雍正帝留下的未竟之業。然而，乾隆帝並未因此而放鬆警惕，他意識到軍隊中存在的貪圖安逸、軍備廢弛等問題，因此通過木蘭秋獮來整頓軍紀。
在經濟方麵，乾隆帝麵臨的主要問題是糧價上漲，導致民食困難。起初，乾隆帝試圖通過禁止燒鍋釀酒來抑製糧價上漲，但這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乾隆帝采取了多項措施一是重視農業生產，二是鼓勵墾荒和移民，三是提倡種植高產作物。他還仿效康熙帝的做法，普免全國錢糧，特彆是在受災地區進行臨時性的蠲免。這些措施有效地緩解了糧食危機，促進了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使國庫充實，社會經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乾隆十年（1745年），隨著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策零的去世，該部陷入內亂，達瓦齊奪取了汗位。這一變化為清朝了介入的機會。乾隆帝果斷派兵進入四川瞻對地區，鎮壓叛亂。從1745年九月開始，清軍逐步收複失地，最終平定了叛亂。這一係列軍事行動不僅鞏固了清朝在西南邊疆的統治，也為乾隆帝贏得了更多的聲望。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帝進行了東巡，途經曲阜，拜謁孔林，並登臨泰山。這一舉動既彰顯了他尊儒重道的文化立場，也體現了他對傳統禮儀的重視。然而，同年三月，皇後富察氏不幸去世，乾隆帝悲痛不已，追諡她為“孝賢”。
乾隆帝即位初期，輔政大臣鄂爾泰和張廷玉各自擁有強大的勢力，這對乾隆帝的統治構成了潛在威脅。為了消除這一隱患，乾隆帝采取了一係列措施。1749年，張廷玉退休時，乾隆帝雖然最初表示要給予他特殊的榮譽，但很快就因為張廷玉沒有親自謝恩而收回成命，並削去了他的爵位。1755年，乾隆帝通過製造“堅磨生詩抄案”，將鄂爾泰的親信胡中藻和鄂昌處死，並借此機會將鄂爾泰的牌位撤出賢良祠。這些行動不僅削弱了舊臣的影響力，也加強了乾隆帝的君主專製統治。
四、戡亂邊疆
乾隆帝即位初期，麵臨著來自邊疆的多重挑戰。其中最為緊迫的便是大金川的動蕩局勢。大金川土司莎羅奔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發動了對小金川的攻擊，並劫持了小金川的土司澤旺及其印信。隨後，莎羅奔繼續擴張，進攻了革布什劄和明正兩土司。為了製止這種侵犯行為，乾隆帝在同年派遣了三萬大軍，分兩路進攻大金川。然而，由於當地的地形極為險惡，加之氣候惡劣，清軍在戰鬥中遇到了極大困難，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夏秋，依然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
麵對僵局，乾隆帝決定增派兵力，並任命大學士傅恒為前線指揮官。傅恒到達前線後，采納了嶽鐘琪提出的深入敵後的策略。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清軍終於逼近了莎羅奔的老巢勒烏圍，迫使莎羅奔投降。這場戰役不僅平定了大金川的叛亂，也展示了乾隆帝在軍事戰略上的果斷與智慧。
與此同時，西藏地區也出現了不穩定因素。乾隆十五年（1750年），西藏地方貴族珠爾默特那木劄勒領導了一場叛亂。然而，在達賴喇嘛的領導下，與駐藏清軍聯合行動，迅速平定了這次叛亂。乾隆帝認識到，地方貴族的過大權力不利於西藏的穩定和中央對西藏的有效統治。於是，在平叛後，乾隆十六年（1751年），他廢除了原有的藏王製度，成立了由四位噶隆組成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廈，並製定了《西藏善後章程》，增強了達賴喇嘛和駐藏大臣的權力。
在準噶爾地區，乾隆帝同樣麵臨嚴峻挑戰。準噶爾部內部因爭奪汗位而發生內訌，薩喇爾、三策淩等先後率部內遷歸附清朝。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帝抓住時機，發兵五萬直搗伊犁，進攻達瓦齊。達瓦齊措手不及，兵敗被俘。然而，歸降的阿睦爾撒納因未能實現統治厄魯特蒙古四部的野心而反叛。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清軍收複伊犁，阿睦爾撒納逃往哈薩克。清軍隨即展開追擊，並最終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擊敗叛軍，阿睦爾撒納病死於逃亡途中。
平定準噶爾後，乾隆帝立即調派滿漢官兵一萬人南下，討伐天山南路叛亂的大小和卓。這場戰役持續到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最終，清軍攻克了喀什噶爾和葉爾羌，大小和卓逃往巴達克山部被殺，天山南路的叛亂被徹底平定。
五、揚威西南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帝麵對沙俄在邊境的挑釁，命令阿桂和車布登紮布率領軍隊驅逐俄軍。這一行動展示了乾隆帝在處理國際關係時的強硬態度。同年十月，乾隆帝的第十五子永琰（即後來的嘉慶帝）出生，這為皇室增添了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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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年（1765年），雲貴總督楊應琚報告緬甸各部落頭人表示願意歸附清朝。然而，由於楊應琚身體狀況不佳，乾隆帝任命楊廷璋赴永昌繼續處理抵禦緬軍的事務。然而，清軍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的底瓦江之戰中失利，乾隆帝因此賜楊應琚自儘，並調整了軍事部署。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乾隆帝派遣大學士傅恒赴雲南負責征緬事宜。次年（1769年），又命阿桂和阿裡袞協助傅恒剿滅緬軍。但由於緬甸氣候炎熱，疾病肆虐，清軍損失慘重。最終，緬甸國王孟駁請求投降，並向清朝稱臣納貢，清緬戰爭結束。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小金川土司與沃克什土司聯合挑釁，乾隆帝命令阿爾泰勸諭小金川。同年，和親王弘晝和大學士傅恒相繼去世。而在同一時期，土爾扈特蒙古族在渥巴錫的領導下，成功脫離了俄國的控製，返回中國。乾隆帝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並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接見了渥巴錫一行人，封渥巴錫為汗，並授予其他成員親王、郡王等爵位。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金川和小金川土司索諾木朋楚克、僧格桑再次發動叛亂，攻打周邊土司。乾隆帝決定再次出兵平叛，采取各個擊破的策略，先集中力量對付小金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軍轉向進攻大金川。然而，負責指揮的溫福表現無能，導致清軍遭受重大損失。乾隆帝隨即任命阿桂為定西將軍，重新組織軍隊進行反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