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兩年的艱苦戰鬥，清軍終於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底徹底平定了大金川的叛亂。此次戰役結束後，乾隆帝決心推行改土歸流政策，即在當地設立行政機構，直接管理地方事務。在小金川舊地設立了美諾廳（後改為懋功廳），在大金川舊地設立了阿爾古廳，均隸屬於四川省。此外，還在險要地區駐軍，以確保這一地區的穩定。
六、全盛之象
乾隆中期，中國迎來了一個空前繁榮的時代。這一時期，全國各地區的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得到了快速發展，耕地麵積不斷擴大，人口急劇增長，國庫充實，整個社會經濟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
在農業方麵，耕地麵積顯著增加。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全國已開墾的土地達到了七億八千萬畝。隨著農業技術的進步和農田水利設施的建設，糧食產量大幅提高。南方的水稻產區，畝產普遍達到二三石，甚至有高達五六石乃至七八石的情況。這表明精耕細作的方法得到了廣泛應用，單位麵積的產量顯著提高。
為了滿足人口增長帶來的糧食需求，乾隆時期大力推廣高產作物的種植。甘薯和玉米這兩種高產作物在南北各地廣泛種植，不僅增加了糧食的產量，也適應了人口增長的需求。甘薯和玉米的推廣種植，不僅提高了糧食總產量，還豐富了人們的飲食結構。
除了糧食作物，經濟作物的種植也在這一時期得到了蓬勃發展。主要經濟作物包括棉花、煙草、茶樹和甘蔗等。棉花種植尤其受到重視。在長江三角洲和東南沿海地區、錢塘江沿岸地區以及北方的河南、直隸等地，棉花種植已經非常普遍。到了乾隆後期，江蘇的蘇州、鬆江兩府植棉廣泛，部分地區棉花種植麵積甚至超過了糧食作物。在直隸和河南等地，棉花種植也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
手工業和商業同樣呈現出繁榮景象。隨著棉花種植的普及，棉紡織業迅速發展，成為重要的手工業部門。江南地區尤為突出，蘇州府的吳江縣棉花種植麵積已經超過糧食作物。棉花的種植不僅滿足了本地的紡織需求，還通過商販大量運輸到江南紡織業發達的地區。
在商業方麵，隨著交通網絡的建設和市場體係的完善，商品流通更加便捷。各地的市鎮經濟活躍，貿易往來頻繁。商品種類豐富，市場交易活躍，進一步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乾隆帝對文化的重視同樣體現在對文獻的整理和保護上。他下令廣泛征集圖書，並頒布求書諭旨，指示地方各級行政官員積極參與。乾隆帝為征求遺書製定了具體政策，確保書籍的搜集工作有序進行。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從全國各地征集的圖書已超過萬種，極大地豐富了國家藏書。在乾隆帝的直接領導下，《四庫全書》的編纂工作順利完成，八部《四庫全書》先後抄寫完畢，並入藏各閣。
乾隆三十年至六十年間，國庫的銀兩長期保持在六千萬兩以上，顯示出國家財政的雄厚實力。這一時期，清朝進入了人們讚稱為“文治武功兼備、疆域空前遼闊、社會繁榮、文化發達”的“康乾盛世”時期。這一時期的強大中國屹立於東方，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之一。
七、盛極轉衰
乾隆盛世是中國曆史上一個輝煌的時期，但在乾隆帝統治的後半段，清王朝卻經曆了由盛轉衰的關鍵轉折。這一轉變並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隨著一係列複雜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因素的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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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在其統治的前半段，憑借著父祖留下的基業和自身的努力，實現了經濟文化的繁榮。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乾隆帝開始追求個人享樂，頻繁地進行南巡，每一次南巡都是對國庫的巨大消耗。與此同時，乾隆帝對和珅的寵信達到了極點，這位曾經地位卑微的小臣，通過討好皇帝，迅速爬升到權力的頂峰，成為集軍事、財政大權於一身的人物。和珅的專權不僅沒有受到有效的製約，反而愈演愈烈，他利用手中的權力，大肆斂財，影響了國家政策的製定和執行，導致政府職能的嚴重失範。
乾隆中後期，清廷內部的腐敗現象日益嚴重。一方麵，各級官員為了迎合上級或者自身利益，不惜采用虛報數字、挪用公款等手段，導致國家財政空虛。另一方麵，地方官員與商人間的勾結，使得國家稅收流失，如兩淮鹽政貪汙案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些案件暴露出當時官僚體係的腐朽程度，同時也反映了乾隆帝晚年在處理政務上的無力感。
更嚴重的是，腐敗現象的普遍存在，使得政府失去了對基層社會的有效管理能力。土地兼並加劇，農民失去土地成為流民，社會矛盾激化。加之乾隆帝晚年對邊疆事務的忽視，導致一些地區出現了嚴重的民族衝突和社會動蕩，例如白蓮教起義就是這一時期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
乾隆帝雖然意識到腐敗的危害，並試圖通過嚴厲的懲罰來遏製，但這些舉措往往隻是治標不治本。而且，由於缺乏有效的監督機製，以及皇帝本人對實際情況了解不足，使得很多改革措施難以真正落實。
八、晚年用武
乾隆帝晚年，清王朝麵臨內外交困的局麵，乾隆帝在此期間仍試圖通過軍事手段來維護帝國的尊嚴和穩定。然而，這些軍事行動大多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暴露了清廷在軍事組織和外交策略上的諸多缺陷。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肅發生回民起義，這是對清政府統治能力的一次考驗。隨後，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台灣發生了林爽文領導的起義，這次起義規模較大，威脅到了清政府在台灣的統治。為了平息叛亂，乾隆帝派遣福康安和海蘭察前往台灣，最終成功鎮壓了起義。然而，這次勝利並未能解決根本問題，反而耗費了大量的軍力和財力。
緊接著，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安南（今越南）的阮氏勢力崛起，挑戰了清朝的宗藩關係。乾隆帝決定派兵遠征安南，以顯示帝國的威嚴。起初，清軍取得了初步勝利，但隨後在黎城遭遇慘敗，被迫撤軍。這次失敗暴露了清軍在戰術和後勤保障上的不足。最終，清廷接受了阮惠的和談請求，承認了其在安南的地位。
同樣是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廓爾喀（今尼泊爾）入侵西藏邊境地區，這對清廷來說是一次新的挑戰。乾隆帝命令福康安率軍入藏平叛。經過一番較量，福康安成功擊敗了廓爾喀軍隊，並迫使他們求和。此役之後，清廷確立了金奔巴瓶抽簽製度，加強了對西藏地區的控製。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國派遣馬戛爾尼使團訪問中國，這是東西方之間的一次重要外交接觸。馬戛爾尼的目的是尋求與中國建立平等貿易關係，但乾隆帝堅持傳統的朝貢體係，拒絕了英方的要求。這次會麵雖然沒有達成實質性的協議，但它標誌著清帝國開始麵對來自西方的挑戰。
九、太上訓政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帝在麵對日益嚴峻的社會問題和內部矛盾時，決定在形式上將皇位傳給皇十五子永琰（即後來的嘉慶帝），自己則成為太上皇帝。這一舉動表麵上看是為了傳承帝位，但實際上乾隆帝仍然牢牢掌控著朝廷的實際權力，繼續在養心殿處理日常政務。
乾隆帝在歸政後依然行使著重要的決策權，包括批閱奏折、任命官員等關鍵事項。嘉慶帝雖然登基，但初期實際上處於一種有名無實的狀態，主要居住在毓慶宮，而宮中依然沿用乾隆年號。這種特殊的政權過渡方式，既體現了乾隆帝對權力的不舍，也反映了他對繼承人治理能力的信心不足。
在乾隆帝作為太上皇帝期間，清王朝麵臨著多重危機。首先，嘉慶元年（1796年），白蓮教起義爆發，這場起義迅速蔓延至四川、陝西、湖北、河南、甘肅等省份，成為清朝統治的重大威脅。這場起義持續了多年，直到嘉慶七年（1802年）才被徹底平息，顯示了清廷在乾隆晚年之後麵臨的巨大社會壓力。
此外，乾隆帝去世前的幾年裡，清廷還遭遇了其他一係列問題，如嘉慶二年（1797年）乾清宮、交泰殿的火災，以及嘉慶三年（1798年）農民起義領袖王三槐被捕等事件，這些都是對清廷權威的挑戰。
乾隆帝逝世於嘉慶四年（1799年）正月壬戌日，享年八十九歲。乾隆帝去世後，嘉慶帝立即采取行動，逮捕並賜死和珅，結束了和珅長達二十多年的專權。嘉慶帝繼位後，開始了對乾隆年間遺留問題的清理工作，其中包括對文字獄案件的重新審查，並對相關人員予以赦免。
乾隆帝去世後，被追尊為“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廟號高宗，並於九月葬於裕陵。
結語
綜上所述，乾隆皇帝的一生充滿了輝煌與挑戰。他在位期間實現了國家的強盛，但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曆史發展的局限。乾隆的故事不僅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的一個縮影，更是探討傳統與現代之間轉換過程中所麵臨問題的重要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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