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獲寵異數
尹繼善出生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字元長，號望山，出自滿洲鑲黃旗的章佳氏家族。章佳氏的始祖穆都巴延原本居住在長白俄莫和蘇魯地區，後來子孫繁衍，遷徙至宜漢阿拉，並歸順清朝（當時的後金），被編入鑲黃旗。尹繼善的父親尹泰，在康熙年間官至國子監祭酒，但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因病離職，定居於盛京。
尹繼善自幼聰慧，長相非凡，時人描述他“白皙少須眉，豐頤大口，聲清揚遠聞，著體紅瘢如朱砂鮮，目秀而慈”。就在尹泰賦閒之際，康熙六十年（1721年），雍親王胤禛受命前往祭奠三陵，途中因遇雨，便借宿於尹泰家中。在閒聊時，胤禛詢問尹泰是否有兒子在仕途上有所發展，尹泰回答說第五子尹繼善已考取京兆舉人。胤禛當即表示想見尹繼善一麵。次年，尹繼善參加了會試，原本計劃遵照父親的意思去拜見雍親王，但由於康熙帝駕崩，胤禛繼位為雍正帝，尹繼善未能及時拜見。
雍正元年（1723年），尹繼善考中進士。在引見時，雍正帝對尹繼善的才識和風采讚不絕口，並感歎道“汝即尹泰子耶？果大器也！”從此，尹繼善開始了他顯赫的仕宦生涯。
雍正帝即位之初，用人不拘資格，一旦賞識某人便會給予極大的信任和重用。雍正元年（1723年），尹繼善被任命為日講起居注官，隨侍在雍正帝身邊。五年後，他又被提升為侍講，並很快遷任戶部郎中。雍正六年（1728年），年僅32歲的尹繼善被任命為江蘇巡撫，由於年紀較輕，江南人稱他為“小尹”。
尹繼善在任期間展現出了卓越的治理能力，贏得了當地民眾的愛戴。雍正七年（1729年），他被升任為河道總督，負責管理江南地區的水利事務。尹繼善在河道治理方麵表現出色，有效解決了當地的水患問題。雍正九年（1731年），他又被任命為兩江總督，負責管轄江蘇、安徽、江西三省的軍政事務。
尹繼善在入仕後的迅速崛起堪稱清朝政界的奇跡，僅六年便成為江蘇巡撫，八年後更晉升為總督。乾隆帝也曾讚歎“八年至總督，異數誰能遘？”尹繼善的快速升遷，不僅展現了其卓越的才能，也得益於雍正帝的特彆賞識。
尹繼善的成功不僅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也使得其父尹泰時來運轉。尹泰在雍正元年（1723年）被擢升為內閣學士，並很快升任左都禦史。到了雍正七年（1729年），尹泰已經八旬高齡，但仍被加恩授予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的高位。這一榮譽顯然與尹繼善的優異表現密切相關，雍正帝甚至直言尹泰因有尹繼善這樣的兒子而受到特彆的恩寵。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尹繼善向雍正帝彙報河工事宜，深得聖意，雍正帝讚賞之餘，感慨地說“汝父積何德生汝如此之子也！”這不僅是對尹繼善個人能力的認可，也是對其家族的褒獎。
然而，尹繼善的成功並非沒有波折。雍正十年（1732年）冬天，尹繼善因調任雲貴總督入覲，雍正帝詢問其母親是否受到封賞。尹繼善欲奏請封賞其生母徐氏，但被雍正帝打斷，表示將親自下達旨意。然而，這一舉動卻引發了尹泰的不滿，他認為尹繼善未經其同意便向皇帝請封生母，是以下犯上之舉。尹泰憤怒之下，甚至動手打了尹繼善。
雍正帝得知此事後，立即派遣宮中人員前往尹泰家中，為尹繼善及其生母徐氏打抱不平。第二天，宮中派來四名宮女和四名內監，為徐氏梳妝打扮，並冊封她為一品夫人。雍正帝的旨意明確指出，尹泰能夠入相，全賴尹繼善的賢能，而尹繼善能有今日，也離不開其生母徐氏的養育之恩。這一幕不僅體現了雍正帝對尹繼善的特殊恩寵，也展示了他對大臣家庭事務的乾預力度。
雍正帝的這一舉動，不僅彰顯了他對尹繼善的器重，也反映了他乾預大臣私生活的獨特方式。早在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就曾下令，如果大臣在家中有任何不便或受製於人的情況，可以秘密奏報，他將親自處理。雍正帝對尹繼善的特彆關照，正是他這種執政風格的具體體現。
尹繼善對此深感感激，上奏表達自己及家人對皇恩的無比感謝。雍正帝也不斷告誡尹泰，要求他教導尹繼善以公忠之心為國效力。尹繼善與怡親王允祥的關係也非常密切，允祥曾賜給他一件青狐裘以示寵榮。
此外，尹繼善的婚姻也為他的人生增添了光彩。他的繼室是大學士鄂爾泰的侄女，鄂夫人知書達理，與尹繼善感情深厚，這段婚姻無疑為尹繼善的仕途錦上添花。
二、八旗讀書人
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帝撰寫了《懷舊詩》，將尹繼善列為“五督臣”之一，並高度評價了他的政績和品行。乾隆帝稱尹繼善為八旗讀書人的楷模，稱讚他“政事既明練，性情複溫厚”，並指出他所到之處都能妥善處理事務，被讚譽為“福星”。這一評價充分體現了乾隆帝對尹繼善的高度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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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繼善的為政特點在於注重實際效果，力求讓百姓受益。例如，他在擔任兩江總督期間，公開發布了辦賑條告，嚴禁屬員侵吞賑災物資。他警告說，如果發現有官員克扣賑災款項以肥私囊，必將依法嚴懲，即使他本人未能及時察覺，天理也不容這種行為，其子孫也將無法逃脫道德的譴責。
在川陝地區任職時，尹繼善改變了前任的一些弊政，比如在樂山等地開采銅礦，不僅增加了財政收入，還為當地貧困百姓了就業機會，對改善民生起到了積極作用。他還大力整頓漕運和倉穀管理，剔除了許多長期以來存在的弊端。
康熙末年及雍正初年，江蘇地區的漕糧征收存在諸多弊端。一些地方官以各種名目盤剝百姓，如以“腳費”為名，將一鬥糧食隻按六七升計算。鄂爾泰曾在蘇州布政使任上提出初步改革方案，但未能實施。雍正六年（1728年），尹繼善任江蘇巡撫，次年上疏《厘剔漕事疏》，提出了具體的漕糧征收辦法，規定每石漕糧征收六分漕費，其中一半用於支付旗丁，另一半用於州縣辦漕所需。這一辦法實施後，取消了所有不合理的費用，並規定如有糧食殘留在斛的邊緣，也允許百姓自行刮去。同時，尹繼善嚴厲禁止各種漕運陋規，對違法官員進行了嚴肅處理，確保了漕運的公平合理。
在倉穀管理方麵，尹繼善同樣采取了一係列有效措施。他請求清廷頒布諭旨，將低價強購倉糧的行為明令禁止，並嚴厲查處失職官員和舞弊書吏。他認為，各州縣在采購倉糧時，應避免乾擾市場，防止物價大幅波動。例如，乾隆十三年（1748年），江蘇巡撫安寧不顧物價高昂，下令大量采購米穀，導致民怨沸騰。尹繼善及時上奏乾隆帝，製止了這一行為。
乾隆十五、十六年（17501751年），由於連續災害，江蘇地區倉庫空虛，缺口高達一百五十多萬石。尹繼善在秋季收成稍好時，沒有急於大量采購補足庫存，而是采取了更加謹慎的態度。他指出，剛剛經曆災害，市場上的糧食價格本來就高，如果大規模采購，將進一步推高糧價，造成社會不穩定。因此，他指示各州縣按一半的比例采購，如市場價格上漲過快，則立即停止采購。
尹繼善在處理倉儲問題時，強調應根據實際情況靈活調整。他提出，不應機械地遵循傳統的“存七糶三”原則，而應根據當年的收成情況和市場價格進行動態調整。例如，在歉收之年，若米價過高，可以適當增加糶糧比例；而在豐年，則可以減少或停止糶糧，以保持市場的穩定。
在麵對重大決策時，尹繼善始終堅持自己的判斷，並敢於直言。例如，雍正七年（1729年），尹繼善在擔任河道總督時，麵對浙江總督李衛關於黃河治理的意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治河的關鍵在於河底的深度而非水麵的高低，這一觀點得到了雍正帝的高度讚賞。
雍正十年（1732年）冬天，尹繼善入京覲見。當時江南地區發生嚴重災荒，而河東總督田文鏡為了誇耀自己的政績，不顧山東受災的事實，提議將山東省的糧食調撥到江南用於賑災。按察使唐綏祖秘密上奏，指出山東本身也受災，糧食應留在本地。雍正帝詢問尹繼善的意見，尹繼善的回複與唐綏祖相同。雍正帝雖然認為山東確實受災，但由於唐綏祖是田文鏡推薦的，不願出現意見分歧。尹繼善回答說“臣聽說古人有以公憲回報私恩的做法，如果我是田文鏡，隻會感到感激和羞愧，而不會心生嫌怨。”雍正帝深以為然。不久後，唐綏祖被調入京中，授予太常寺卿的職務。尹繼善的直言不僅保護了唐綏祖，也使山東百姓及時獲得了賑濟。
談及尹繼善的政績，很多人並不知道他在平準平回、統一新疆的過程中也做出了重要貢獻。這可能是因為他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短暫擔任陝甘總督期間，實際任期隻有短短八個月，而軍需事務主要由黃廷桂負責。然而，尹繼善在任期間正處於一個關鍵時期，清廷正在密切關注準噶爾的動向，準備隨時采取行動。
尹繼善到任後，積極備戰，籌措軍需。他下令備戰馬駝必須膘壯馴熟，並要求各地確保數量充足。他還派人勘察口外的道路及水草分布情況，以確保大軍出師順利。同年六月，尹繼善針對準噶爾新換台吉、局勢未定的情況，提出了十條“防範”措施，包括慎重選擇安西將軍、挑選精銳部隊、加強戰馬飼養、勘查口外水草、攜帶武器、儲備彈藥、籌備糧草、就近準備銀兩、加固城垣、以及在附近區域種植牧草。
這十條措施表麵上是為了加強防禦，但實際上為清廷出師平定準噶爾做好了準備。當時乾隆帝尚未作出出師決定，尹繼善的這些措施顯示了他具有前瞻性的戰略眼光。正因為如此，當大軍平定伊犁後，乾隆帝特地召尹繼善前往熱河，參加宴請歸降的“諸夷”，並稱讚尹繼善“厚重有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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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繼善在朝野上下享有崇高聲譽，尤其是在東南地區任職長達27年，深受百姓愛戴。每當他來到某個地方，老幼都會奔走相告，歡呼慶祝。在他去世時，軍民懸掛畫像，悲痛萬分。實際上，早在雍正末年和乾隆初年，尹繼善就已經被朝野上下看好，被視為未來宰輔的人選。然而，儘管他年富力強，卻長期在外省任職，直到乾隆三十年（1765年）才被召回京師，擔任文華殿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學士，此時他已經年屆古稀。
三、與乾隆衝突
在傳統社會中，長期在官場中曆練的人往往難免沾染一些官場習氣，尤其是那些地位顯赫、聲勢浩大的官員更是如此。尹繼善就是這樣一個典型例子。他既有清廉自持的一麵，也有善於揣摩上意、巧於趨利避害的一麵。袁枚曾以詩句“身如雨點村村到，心似玲球麵麵通”來形容尹繼善，大學士史貽直聽後笑道“畫出一個尹元長。”
尹繼善為官清廉，年輕時即以清廉自愛著稱。然而，他性格機敏，為人老成，尤其擅長揣摩皇帝的心意，以此來展示自己的忠誠與才乾。例如，在雍正六年（1728年），尹繼善剛上任不久，便迎合雍正帝的喜好，以清理虧空、積欠為由，不惜貶低前任官員。他聲稱“雖拖欠之故，亦有歲時豐欠不齊，然大半皆從前各官邀譽市恩，怠玩之所致也。”他還表示自己“才識短淺，不敢雲必能清理，惟以樸誠自矢，一往直前，斷不敢邀譽市恩，隨聲附和。”雍正帝對此表示讚同，並鼓勵他秉公實力辦理。
然而，尹繼善的這些做法也顯示了他善於利用時機來鞏固自己的地位。事實上，雍正帝後來命令暫停征比，江南百姓才得以避免一場浩劫。
到了乾隆帝繼位後，尹繼善更多地采取了奉迎之舉。為了迎接乾隆帝的南巡，他將江南的名勝搜訪殆儘，並加以修繕。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尹繼善上奏請求舉行南巡盛典，並提到自己已經對棲霞等地的名勝進行了增修，繪製了詳細的圖紙。他甚至為了增加景觀，特意開挖了兩個湖泊，命名為“彩虹”和“明鏡”。對此，袁枚曾作詩諷刺道“尚書抱負何曾展？展儘經綸在此山。”連大學士傅恒也寫詩嘲笑他“名勝前番也絕倫，聞今搜訪更爭新。”
然而，對於任何明智的帝王而言，臣僚的奉迎絕不是獲得恩寵的主要原因。腳踏實地的竭忠儘智才是每個臣子安身立命的根本。乾隆帝在這方麵尤為重視，他深知尹繼善的好名用巧和居心不誠。
乾隆初年，尹繼善的處境還算順利，但不久後他便屢遭斥責。乾隆帝認為尹繼善好名用巧，居心不誠。乾隆帝指責尹繼善為政用巧，稱其“貌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陰市私惠”，並警告其他官員不要效仿。乾隆還指責尹繼善辦事時存有“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想法。
乾隆十六年（1751年），尹繼善被調任為兩江總督，乾隆帝特彆提醒他“此處係向來得名之地，亦即失實之地，應如何奮勉，卿其自籌。”在處理延安營兵丁聚眾鼓噪案件時，乾隆帝認為尹繼善處罰過輕，指責他“好名市恩之念未改”，並對尹繼善發出嚴厲警告，要求他痛改前非。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尹繼善處理楊中林“悖逆”案時，未將主犯定為淩遲之罪，僅判斬立決，遭到乾隆帝的嚴厲斥責。尹繼善上奏稱自己“愧懼”不已，乾隆帝怒斥道“汝此等之愧懼亦已多矣，但不能動汝天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