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世紀初，執掌修煉聖地的大尊者攜帶孔雀王，白象王，白獅王和白馬王四大護法神，以及麾下的屠魔獵人，密修者，馭獸師和巫師，訓練成的邪魔聯軍和猛獸聯軍，協助鬆讚乾布平定了席卷了藏地高原多年的戰亂，統一了藏地高原，建立了聲勢浩大的吐蕃王朝。然而野心勃勃的鬆讚乾布為了獨攬皇權，從印度請來了蓮花生大師，並不顧皇室貴族成員的反對，大肆打壓本土的雍仲本教，燒毀了本教典籍和寺院，摧毀了佛像和無數的法器，勒令僧侶還俗，導致大尊者心灰意懶之下關閉了修煉聖地，並徹底將修煉聖地掩埋在岡仁波齊峰下。
隨著四大護法神攜帶著四大法器遠遁他鄉之後，印度佛教在藏地高原得到蓬勃的發展，導致印度佛教的信徒越來越多，自然引起了傳統雍仲本教和王室貴族成員的不滿，他們之間的紛爭曆時200餘年而不息。
赤鬆德讚，這位吐蕃王朝的偉大君主，除了赫赫武功之外，最令後世教法史料作者津津樂道的便是他的興佛之舉。在他英明統治之下，佛教得以在雪域高原生根發芽，綻放出璀璨的光芒。
為了弘揚佛法，赤鬆德讚誠邀天竺高僧寂護、蓮花生，以及禪宗高僧摩訶衍（大乘和尚）相繼入藏傳法。他們的到來，為吐蕃大地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宗教繁榮。在這三位高僧的共同努力下，佛教在吐蕃逐漸深入人心，成為了民眾信仰的支柱。
在吐蕃曆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桑耶寺應運而生。這座佛、法、僧三寶俱全的寺院，見證了佛教在吐蕃的輝煌。桑耶寺的落成，標誌著佛教在吐蕃的傳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此背景下，以拔·賽囊為首的第一批出家僧人（“七試人”）也應運而生，他們成為了吐蕃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
那一天，陽光明媚，桑耶寺廣場上人聲鼎沸。拔·賽囊帶領著“七試人”，在眾人的矚目下，莊重地舉行了剃度儀式。他們身著嶄新的僧衣，心懷虔誠，頂禮膜拜，開始了修行生涯。
至此，吐蕃王朝的佛教係統在赤鬆德讚的推動下，完成了結構性建設，形成了一個堅實的僧伽集團。這個集團不僅是宗教信仰的核心，也是文化傳承和民族團結的重要力量。在這個過程中，佛教的根係在吐蕃大地上深深紮下，開出了絢麗的花朵。
然而，在赤鬆德讚興佛的過程中，苯教勢力並未輕易退卻，他們進行了頑強的抵抗。苯教作為吐蕃本土的宗教信仰，其影響力深遠，與佛教的衝突在所難免。藏文史料《土觀宗派源流》中記載了這段曆史的細節：“至赤鬆德讚時，又迎請寂護大師，引起地方的惡神厲鬼等不悅，念青唐拉山神雷擊紅山宮，亞拉香波山神水淹旁塘，十二丹瑪女神對人畜施放瘟疫。”這些記載雖然帶有神話色彩，但反映了佛教傳入過程中遭遇的激烈抵抗。
麵對苯教的頑強抵抗，赤鬆德讚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措施。在公元771年（唐代宗大曆六年），他頒布了政令，以國家意誌的形式驅除苯教，大力弘揚佛教。這一舉措正式宣布佛教為國教，標誌著佛教在吐蕃的全麵勝利。在那一天，赤鬆德讚站在宮殿之上，向天下宣布了他的決定，場麵莊重而威嚴。他的聲音堅定而有力，傳遍了整個吐蕃大地，宣告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從此，佛教在吐蕃的地位日益穩固，成為了主導宗教，而苯教的影響力逐漸式微，但仍然在民間保留了一定的信仰基礎。
《賢者喜宴》一書記載了赤鬆德讚對苯教的決絕態度：“（赤鬆德讚）隨即決定不得施行苯教，繼而又將苯教書籍悉數投於河中，餘者最後均以黑塔壓之。”這一行為象征著佛教在吐蕃的徹底勝利，苯教的遺跡被有意抹去，為佛教的傳播掃清了障礙。
與此同時，赤鬆德讚開始重用信佛的大臣，賜予他們“大金字告身”，使之位列眾臣之首，成為了僧人大相（缽闡布），這一舉措極大地提升了佛教在政治上的地位。在經濟方麵，赤鬆德讚對僧眾給予了極大的優待，下令免除他們的納稅、軍役、勞役，並以國家財政的力量供養寺院。
藏文史料《拔協》中對養僧製度有著詳細的記載：“給佛教宗師每年青棵七十五克（藏製每克約等於28市斤），衣服九套，上好酥油一千一百兩，乘馬一匹，紙張四本，墨三錠和足夠的食鹽。……賜給寺院一百戶屬民，賜給每位僧人三戶屬民。”這些措施確保了僧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滿足，並且享有極高的社會地位。
對於寺院的屬民及僧眾，官府無權乾涉，權力完全授予僧人。吐蕃的寺院和僧人不僅由所屬屬民供養，政府還提供口糧和生活用品，使得僧人生活無憂，社會地位顯赫。
賜給寺院的屬民完全由寺院管理，形成了非常穩固的依附關係，這逐漸成為了寺院莊園製的萌芽。而這些屬民則成為了寺院的農奴，他們在寺院的土地上勞作，為寺院提供了穩定的勞動力和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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