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的內心都藏著一個魔盒，善惡儘在其中，有的人之所以變成了魔鬼，是因為打翻了魔盒，放縱了欲望、貪婪等人性中惡的東西。
2004年4月9日下午，陽光一點一點地消退了，淡淡的餘暉染著青碧色的天空，嘈雜的城市漸漸寧靜下來。晚上9時許，山西省運城市鹽湖區高文勇家的電話鈴聲響起，高文勇的母親接過電話，裡麵傳來嘶啞的聲音：“你的孫子在我手裡，準備2萬元，明早10時送到郵電大樓下。”
高母還沒來得及問話，對方“啪”地一聲掛掉電話，這猶如一聲晴天霹靂，使得高母的腦子一下成了一片空白。天哪，這是誰作了孽，綁架了我的孫子？
此時，她感到天昏地暗，明亮的世界一片模糊，進門的兒媳趕緊攙扶住婆婆，望著窗外漆黑的夜，想到生死未卜的軍軍，婆媳二人焦急萬分，淚水都情不自禁地奔流而下。
報警電話鈴聲在鹽湖公安分局響起。接報後，分局分管刑偵的副局長王有恩和刑警大隊教導員張運保、副大隊長張和平帶領大案二隊民警立即趕到受害人家裡。
高文勇的母親對辦案民警講，孫子放學吃了晚飯後，一直在院裡的人力三輪車上玩，一會兒工夫就不見了，晚上9時許，有人來電話，說孫子被人綁架索要2萬元。
辦案民警調查完後，王有恩迅速安排民警寧春陽和軍軍的爸爸高文勇守在電話機旁，潘國英、賈淵負責調查勒索電話來源，等候綁匪電話；大案二隊、刑警一隊、協外組民警全部在局機關待命，一有情況，立即出動。
在當晚召開的案情分析會上，局長薛煥剛、政委楊建雲對此案都非常重視，立即成立了由王有恩任組長，張運保、張和平、暢誌濤任副組長的專案組。
4月10日，王有恩、暢誌濤帶領民警從上午9時一直守候到下午6時，綁匪沒有出現。
為了防止綁匪晚上把受害人調出某地交錢，暢誌濤調來警犬，把晚上行動準備用的照明工具、武器等全部準備妥當。萬事俱備，隻等綁匪出現。但民警又守了漫長一夜，綁匪還是無動靜。
是綁匪交錢的地點沒選擇好，錢數的多少沒商量好，還是綁匪出了本市，準備在轄區以外的地方向受害人敲詐？或者有可能是報複，不是綁架，隻是嚇唬受害人？
大家百思不得其解。
正當民警絞儘腦汁，尋找戰機，準備擴大調查範圍時，突然一條消息給他們帶來了破案的突破口。
4月19日，鹽湖分局接到城南分局通知，在鹽化六廠十工段發現一具兒童屍體。
隨後，王有恩帶領民警火速趕到現場，經確認，死者就是軍軍，屍體裝在一個專門用於裝布匹的編織袋裡，編織袋上還有王某收布的字樣。
經法醫鑒定，綁匪在綁架軍軍1個多小時後就撕票了。
在緊急案情分析會上，民警們分彆談了自己的一些觀點：根據法檢情況、案件現場、拋屍地點、裝屍體的編織袋（河東市場布匹批發專用）、綁匪在河東市場南口的公用電話亭往受害人家裡打的惟一一次電話、交錢的地點等等，種種跡象表明，綁匪的活動範圍和居住範圍很可能就在河東街這一帶，調查重點應以這裡為中心。王有恩果斷部署，分兵三路進行調查：
一路由張運保帶領民警趙本剛,武全勝、彭鬆對河東市場內外有條件接觸編織袋和繩的運輸布匹蹬三輪車的人員進行調查；
一路由張和平帶領民警孫文虎、靳英傑。潘國英對編織袋上寫的人名王某進行調查，落實編織袋的下落；
另一路由暢誌濤帶領賈淵、寧春陽對高文勇提供的和他有矛盾的8個人進行調查。
經過大量的調查得知，近兩年在河東市場內蹬三輪車的共有44人，其中也有高文勇的父親，但他們都是靠下苦力掙錢，沒有作案條件；
對編織袋的主人王某調查的結果是，王某承認現場的編織袋是2001年給他發貨的編織袋，但最後編織袋落到誰手，他已記不清，經調查，王某沒有條件作案；
另一組對受害人提供的和他有矛盾的8個人進行排查後，全部沒有作案條件。
偵破工作一時陷入僵局。
案情沒進展，應調整工作思路。4月20日，王有恩又召開案情分析會，大家對案件的性質有了質疑，此案說是綁架案又不完全符合綁架案的特征，說是報複殺人，綁匪不可能打電話要錢。
是不是案情有其他特殊情況？辦案民警到受害人高文勇家裡，想再詳細了解一些情況，可高文勇心理壓力好像特彆大，說話吞吞吐吐，含糊其辭，眼睛不敢正視民警。
高文勇是不是隱瞞了什麼？
通過察言觀色，細心的偵查員覺得這裡麵肯定有問題。民警通過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地做思想工作,高文勇才吞吞吐吐地交待：在河東市場擺夜市攤，認識了幾個以賭博為生的人，他跟著那幾個人也去賭，輸了6萬元，沒錢還，那個人出餿主意說綁架他的兒子，讓家裡人湊錢，幫他還，他同意了。軍軍就是那幾個人綁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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