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洪德教授說，今天，西方學者專家們也承認，對於當時的世界各國來說，鄭先生所率領的艦隊，從規模到實力，都是無可比擬的。其展示了明朝前期中國國力的強盛，中國的海軍縱橫大洋，實現了萬國朝貢，盛世追跡漢唐；加強了中國明朝政府與海外各國的聯係，向海外諸國傳播了先進的中華文明，加強了東西方文明間的交流。這是中國古代曆史上最後一件世界性的盛舉。
劉傻子教授說：“這一盛舉改變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來的禁海政策，開拓了海外貿易。鄭和曾到達過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享、真蠟、古裡、暹羅、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最遠曾達非洲東岸，紅海、麥加，並有可能到過澳大利亞。”
歐陽旭副教授說：“這些記載，都代表了華夏的航海探險的輝煌，比西方探險家達伽馬、哥倫布等人早八十多年。當時，明朝在航海技術、船隊規模、航程、持續時間、涉及領域等均領先於同一時期的西方。鄭先生下西洋的曆史意義，還有許多超出於航海之外的解讀。鄭先生時代的中國，則是真正承擔了一個文明大國的責任：強大卻不稱霸，播仁愛於友邦，宣昭頒賞，厚往薄來。”
鄭先生下西洋期間所做的海外政治乾預中，以長遠影響來看，最重要的是操縱馬六甲海峽—往來中國及海洋貿易的要道，選擇扶植強盜頭子拜裡迷蘇剌，於1409年，鄭先生授與其國璽及皇袍。拜裡迷蘇剌曾親自往中國朝貢，使其在馬六甲沼澤地的據點，成為日漸富庶繁榮的商業中心。
張洪德教授說：“當鄭先生的船隊到達木古都束時。國王親自迎接，設宴款待。鄭先生向國王和王妃贈送了絲織品陶器和茶葉。國王送給明朝皇帝一隻珍貴動物，叫做‘麒麟’，也就是非洲長頸鹿。”
華夏的絲織品、瓷器受到一些歐洲國家的歡迎，贏得了很高的聲譽。尤其是造船業的發達，航海技術的進步，包括羅盤的使用、航海經驗的積累、航海知識的提高、大批航海水手的養成，以及明初工商業的恢複和發展，宋、元以來中國海外貿易的發達，對外移民的增加，所有這一切，都為鄭先生下“西洋”準備了堅實的經濟基礎，提供了較為雄厚的物質條件。
明初這種強盛的國勢、發達的貿易，本身具有加強同海外各國的聯係，擴大海外的貿易和來往的要求。明太祖於1389年編製的《大明混一圖》就是實例。明成祖朱棣進一步對外擴展海外貿易，決定組織一支強大的船隊，前往“西洋”諸國。
華夏唐、宋、元朝以來，造船技術發達，中國古代羅盤與火炮等技術的不斷發展，為大規模的遠洋航行，提供了安全保障。永樂帝明成祖，出於政治目的的需要宣揚大國國威。元朝時華夏的遠洋貿易，非常發達。擁有當時世界上貿易量最大的幾個港口，世界上最強大的海軍，還有大量的民船和商船，為後來的明朝航海奠定了基礎。
鄭先生下西洋的船隊，是一支規模龐大的船隊，是按照海上航行和軍事組織進行編成的。在當時世界上，堪稱一支實力雄厚的海上機動編隊。很多外國學者稱鄭和船隊是特混艦隊，鄭先生是海軍司令或海軍統帥。
著名的國際學者、英國的李約瑟博士，全麵分析了這一時期的世界曆史之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明代海軍，在曆史上可能比任何亞洲國家都出色，甚至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甚至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都無法與明代海軍匹敵。”
黃梅說：“鄭先生下西洋船隊，是根據海上航行和擔負的任務，采用軍事組織形式組建的。”首先，人數之多。鄭先生下西洋的人數，史料上有明確記載的有四次。鄭先生每次下西洋人數在二萬七千人以上。明朝軍隊有五個衛，每個衛五千多人。從《武職簿》來看，他們主要是來自沿海衛所。當時，西方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航海的人數最高是二百多人。航海人數的多少，也反映了一種實力。
尤其是在古代社會，它需要各方麵物質保障，很不容易。其次，船隊編製。根據中國海軍專業人員多年研究，鄭先生船隊由舟師、兩棲部隊、儀仗隊三個序列編成。舟師就是現在的艦艇部隊，基本單位是戰船，它=們被組成編隊，叫前營、後營、中營、左營、右營；兩棲部隊，用於登陸行動；儀仗隊擔任近衛和對外交往時的禮儀，莊嚴威武。
按照下西洋的任務，鄭先生船隊人員，主要有五個部分：指揮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貿易部分、後勤保障部分、軍事護航部分。指揮部分是整個船隊的中樞，對航行、外交、貿易、作戰等進行指揮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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