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在前世，王棣可沒少做“支持”盜版事業的事。從磁帶、光碟到書籍，他買了一大堆。無它，便宜耳。
盜版物固然質量差劣，但售價隻有正版物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這對收入微薄的工薪階層以及無經濟來源的學生而言，是極大的誘惑。質量差就差點，隻要能看就成。
對於盜版，正版可謂是恨的咬牙切齒，卻又禁之不儘，遊擊戰的精髓——“敵退我進、敵進我退”以及“打一槍換一個地方”讓盜版鏈的經營者們運營的爐火純青。
價格，是正版的硬傷。沒辦法，成本高，售價自然也高。這是正、盜雙方成敗輸贏的關鍵點。
王棣也想支持盜版，奈何囊中羞澀啊。
是以，對於市麵上迅速出現的手抄本，以及作品被說書人化為己有，他還真的生不起太大的怒火。其實，他又何嘗不是“盜版”？完完全全就是文字的搬運工嘛。
反正，抄著抄著也就習慣了，於是又有了《三國演義》。
若說頭兩本小說在金陵城掀起了波瀾，那麼《三國演義》便是掀起了驚濤駭浪。
西晉陳壽所著《三國誌》是三國故事的最早源頭，但這是紀傳體的史書，記事簡略，粗陳梗概。中唐史學家劉知襲在《史通》中說，諸葛亮未死的故事已“得之於行路，傳之於眾口”，可見這個時期三國故事已廣泛流傳於民間。晚唐李商隱的《驕兒濤》中有“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的詩句，說明至遲在晚唐時三國故事已婦孺皆知。到了本朝，通過藝人的表演說唱，三國故事更為流行，並且已經表現出“尊劉貶曹”的鮮明傾向。
從民間說書人內容和結構看，其時已初具《三國演義》的規模，但整體描寫粗枝大葉，文詞鄙陋不通，故事情節離奇，多不符合正史記載，人名地名也多謬誤。
對於民間形形色色的三國故事，且多有誌異色彩，通曉史實的正經儒生自是不屑的。但存在即合理嘛，自也不可能一棍子打死，還能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不成？事實上，出入勾欄瓦肆，除了狎ji聽曲，文人騷客們也樂得將這些光怪陸離隻依稀可見原本史實痕跡的演義故事當作茶餘飯後的話資。
然而，《三國演義》似是不一樣的。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國分爭，並入於秦。及秦滅之後，楚、漢分爭，又並入於漢。漢朝自高祖斬白蛇而起義，一統天下，後來光武中興，傳至獻帝，遂分為三國。推其致亂之由，殆始於桓、靈二帝。桓帝禁錮善類，崇信宦官。及桓帝崩，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共相輔佐。時有宦官曹節等弄權，竇武、陳蕃謀誅之，機事不密，反為所害，中涓自此愈橫。”
開篇第一段將時代背景交待的簡明扼要，文字精練，無太多花哨鋪墊，幾近春秋筆法。
這樣的文字仿若史家風格，比尋常話本何止高明一籌？
依然是章回體文本，第一卷十回，到“勤王室馬騰舉義報父仇曹操興師”而止，熟悉的味道，相同的配方，套路卻已不同。
此書一出，立刻引發熱議狂潮。
民間聽的話本，曆史的影子已然淡薄，多是些借用曆史的幌子所衍生的神奇故事，似如此貼近史實的白話章回小說實乃前所未見。甚至於大部分人認定這才是真正的曆史，並因而與持反對意見的爭執不休，甚至引發罵戰，到得後來愈演愈烈，乃至於拳腳相向、兵戎相見。
而在大部分熟讀史書的士子看來，這《三國演義》倒算是貼近曆史，至少是基於曆史事件而增減編撰，類似紀傳體史書多些。從第一卷前十回大抵可以看出，此書以人物為載體形象地演繹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仁、義、禮、智、信、勇等中國傳統文化價值體係中的核心因素。這，便足以接受了。
彼時，“尊劉貶曹”之傾向明顯。張耒的《明道雜誌》說：“京師有富家子，少孤專財，群無賴百方誘導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戲，每弄至斬關羽輒為之泣下，囑弄者且緩之”。蘇軾在《東坡誌林》中也說：“王彭嘗雲：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
“正統”的封建道德觀決定了三國三方中“正“與“邪“的劃分標準。曆史上的曹操可以說是文韜武略，但是由於他挾天子以令諸侯，兒子曹丕篡位稱帝。使曹操無法在傳統道德標準中得到肯定；劉備雖然沒有太大的才能，卻因為他與漢皇室的血統關係，很容易地就被樹立為正麵人物。由此來分辨正邪，體現出皇權神聖的意識。
而《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忠厚、仁義、寬政愛民，又是“漢室之胄”，政統與明君合為一體。曹操是亂臣賊子，奸詐、殘忍、暴虐，是無惡不作的暴君典型。“擁劉反曹”的思想內涵之一，便是儒家的仁君理想與人民群眾的民主要求—反暴政、反黑暗，崇尚光明的思想情感相結合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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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本小說，可以說是出現的太及時了，恰好迎合了當世的主流觀點，不僅是平民百姓競相傳揚，士子官宦亦是站在政治的高度紛紛點讚。
一時間，滿城儘聞“東漢末”，眾口皆讚“劉關張”，“三國風”引爆全城，接著席卷曼蔓延開來。
便是數百裡之外的蘇軾也是聽聞此書，特地托人從金陵購回。王棣此次杭州之行攜帶了全套《三國演義》作為奉禮。
蘇太守倒是沉得住氣，直待某日稍有閒暇方問及此事：“王三郎，你還不從實招來？”
麵對老蘇的興師問罪，王棣隻攤攤手，撇撇嘴，回以沉默。
早知道會這樣啊，招什麼？事實勝於雄辯。
《三國演義》總共百二十回，分十二卷刊印，這時市麵上剛發行到第十卷。王棣讓“染墨軒”先印了末兩卷的樣書送與蘇軾，可謂是誠意滿滿。
蘇軾愛讀《三國演義》，並去信王安禮詢問“品澀居士”其人。王安禮是知曉此中辛秘的，卻未正麵回複，隻說問王棣即可。
事實上，《隋唐演義》上市後，王棣便告知家裡長輩有關事宜。不好隱瞞了，猛然往家裡拿了數百兩銀子，這算是巨款了，總得有合適理由吧。
三郎竟是“品澀居士”？老夫人及王安禮等人乍聽之下，也是懵圈了，好不容易才完全消化。欣喜之餘，亦與王棣一般不欲傳揚此事。此時舊黨執政儘廢新法，一乾彆有用心之輩對王安石一脈可是千方百計地尋錯、挑刺。王棣若是做了這出頭鳥，隻怕會被針對，且待時機成熟吧。
不過，蘇軾不同。
他雖屬舊黨，但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反對變法。
開初，他與司馬光都覺得堅守“堯舜時代”和“孔孟之道”這些祖宗之法社會就不會出亂子。
但兩人最大的區彆便在於司馬光純粹是為了反對而反對，而蘇軾不一樣。蘇軾並沒有全盤否定變法，他隻是對其中損害百姓利益的舉措反對，甚至在後來看到了變法的成效後還擁護變法。
也正因如此，是以元佑元年，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拚命壓製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儘廢新法後，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諫議。他對舊黨執政後，暴露出的腐敗現象進行了抨擊，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勢力的極力反對，於是又遭誣告陷害。至此他是既不能容於新黨，又不能見諒於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遂知杭州政事。
再者，元豐七年的金陵之會，王安石與蘇軾這二位文壇宗師詩酒唱和，暢遊於山水間，往昔種種恩怨煙消雲散——怨懣隻因政見不同，對事不對人，世間好男兒，惺惺相惜，哪來的化不開的仇恨？
況且，蘇軾與王安禮素來友睦，又怎會對王棣心生惡意？
東坡居士，千古文豪，開一派文風，彼時文壇領袖。所謂“蘇門四學士”，凡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四子，宦途雖不顯，然皆文名於朝野，一時瑜亮；然又有李格非、廖正一、李禧、董榮者，儼然“蘇門後四學士”也，並世聞名。文學之集大成者，當世數東坡居士蘇子瞻。
一句話，蘇軾愛才。
這是有史以來乃至往後推千年文風最鼎盛的時期，短短百餘載，數不儘風流人物。
最最重要的是，不缺神童。
嗯，蘇老泉是反麵例子。
《宋史?選舉誌》中記載，“凡童子十五歲以下，能通經賦詩，州升諸朝，而天子試之，其命官，免舉無常格。”啥子意思？每多神童唄。
蔡伯俙，字景蕃，福清南隅人。生於北宋大中祥符六年。大中祥符九年，伯俙名為四歲，應童子科考試，廷試時誦真宗趙恒禦製詩，真宗見他機靈，當即賜詩一首：“七閩山水多靈秀，三歲奇童出盛時。家世應傳清白訓，嬰孩自有老成姿。才當學步來朝謁，方漸能言便賦詩。更勵孜孜圖進益，青雲萬裡有前期。”
是以，王棣之才……並不妖孽。其生當逢時，正遇群星璀璨，不多他這一個。
不過，緣由種種，“品澀居士”之名固然聞於士林，然元佑五年，終不為世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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