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生在路過雲南山裡白族寨子的時候，香港的九龍寨城中，林波等第二批100戶流民家庭已經進寨三天了，初步適應了這裡的生活。頭天晚上，小校場旁的臨時布告欄上貼了通知，邀請兩批共120戶家庭每家壯年男女夫婦和一名老人作為家庭代表，於第二天一早議事。
8月的風帶著新木和乾燥泥土的氣息，卷過城寨中央那片剛被夯實的開闊地。一百二十戶人家，每家三名代表，共三百六十口人，聚在這裡，黑壓壓一片，像一片驟然移來的、帶著不同紋理和硬度的森林。他們是陳掌櫃和劉老師親手挑選的：嶺南雕花木匠指節粗大，眼神銳利如刻刀；北方打鐵漢子胸膛寬闊，呼吸帶著爐火的熱氣；江浙老染匠的指甲縫裡嵌著洗不淨的靛藍；川中篾匠手指翻飛，仿佛隨時能編出活物。沒有遊手好閒的浮浪子，也沒有破落戶的酸腐氣，隻有手藝磨礪出的筋骨和常年勞作沉澱下的沉靜——以及此刻，麵對一個全然陌生概念時，眼中無法掩飾的困惑與洶湧的暗流。
陳掌櫃站在一方墊高的土台上，聲音不高，卻奇異地壓住了所有細微的嘈雜：“各位父老鄉親，城寨初立，百廢待興。往後，這寨子裡的公事，如修路、引水、防火、乃至一些公共物件的添置花銷，該如何辦？由誰來辦？”
他頓了一頓，目光掃過下麵一張張專注而緊繃的臉。
“老法子，是選族長、立祠堂、聽鄉老一言而決。但今日，我與劉老師，想請諸位一同試試一個新法子——基層自治，民主管理。”
“民主”二字如同兩顆滾燙的銅豆子，砸進平靜卻暗藏漩渦的水麵。
“簡單說，”劉老師的聲音清朗些，接過了話頭。他身形清瘦，卻站得筆直，“就是寨中大事，尤其是關係到每家每戶出力出錢的事，不再由個彆人說了算。需由大家推舉出的代表，聚在一起，公開商議，共同議定規矩。議定之後，人人遵守。遇到新的難處，再議，再改。規矩的立與廢，權在眾人之手”。
“轟——！”
人群如同被投入巨石的蜂巢，瞬間炸開。三百六十個聲音，帶著三百六十種口音和腔調，噴湧而出。困惑、懷疑、震驚、本能的反感、一絲微弱的好奇……各種情緒交織衝撞。
“啥？人人議事？那豈不是吵到猴年馬月也定不下個章程！”一個洪鐘般的聲音率先蓋過一片嗡嗡聲。是北地來的鐵匠趙大錘，他蒲扇般的大手一揮，滿臉的不信，“打鐵還得聽個掌鉗師傅的呢！沒個主心骨，一盤散沙！”
他旁邊一個嶺南的老皮匠張阿公，臉上的皺紋深得能夾死蚊子，聞言立刻搖頭，帶著濃重的鄉音：“後生仔，莫亂講！沒有族長，沒有祠堂供著祖宗規矩，人心就野了，沒了敬畏！做事沒個根，要亂套的！”他渾濁的眼睛裡，是對那無形宗法權威根深蒂固的依賴。
“哼！族長？鄉老？”一個尖利的聲音立刻頂了回來，帶著晉地口音，是織綢的周娘子。她柳眉倒豎，指尖幾乎戳到張阿公的方向，“俺們村原先那個族長，就是個吸血的螞蟥！好事占儘，徭役全攤給窮戶！祠堂？那是他姓周的家廟！俺們外姓人連門檻都摸不著！這種‘主心骨’，不要也罷！”她的話像一把鹽，撒在了許多來自不同地方、飽受宗族盤剝之苦的人心上，引來一片低沉的附和與怒視。
“周家妹子說得痛快！”一個操著巴蜀口音的矮壯漢子——木匠李老蔫拍了下大腿，嗓門也提了起來，他環視四周，“可俺們要過活，要吃飯穿衣！寨子裡修牆、挖溝渠、巡夜防火，這些力氣活總要有人乾吧？這算不算徭役？怎麼攤派才算公道？是按戶？按人頭？還是按各家的進項？”他粗短的手指用力點著地麵，“這賦稅徭役的根子，得先掰扯清楚！彆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
李老蔫的話像一根導火索，瞬間引爆了另一個更為敏感的火藥桶。
“稅？還要稅？！”一個年輕的、帶著濃重江浙口音的聲音驚叫起來，是染坊的學徒孫小乙。他臉漲得通紅，“掌櫃的給工錢，我們乾活，天經地義！怎麼還要額外交錢給寨子？我們自己掙的銅板還不夠糊口呢！這跟官府收刮有什麼兩樣？”他年輕氣盛，對任何“額外索取”都充滿警惕。
“小乙哥，話不能這麼說！”旁邊一個沉穩些的中年聲音響起，是江浙來的老染匠吳師傅，他指甲縫裡的靛藍更深了。他慢條斯理，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底氣，“染一缸好布，鹽、堿、礬，哪樣不要錢？寨子要運轉，好比這口大染缸，沒點‘底子’錢）怎麼行？修橋補路，請郎中備藥，哪樣不花錢？這錢不從大家夥兒身上來，難道天上掉下來？關鍵是怎麼收，怎麼管，怎麼用！得有個透明的章程，彆像以前衙門裡，黑箱子裡摸錢！”他強調“透明”和“章程”，目光炯炯地看向土台上的陳掌櫃和劉老師。
爭論的焦點如同被投入熔爐的鐵塊，在反複捶打下不斷變形。最初關於“要不要族長”的對立，漸漸分化、深入，演變成對“權力歸屬”和“公共負擔”本質的激烈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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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個領頭的就是不行！”趙大錘依舊堅持，他指著幾個同是打鐵出身的漢子，“我們幾個爐子靠得近，平日裡誰家缺個風箱把手，誰家炭不夠了，喊一嗓子就搭把手了。可寨子這麼大，幾百號人，不同行當，各乾各的，沒個說了算的人總攬調度，遇到大事，聽誰的？聽幾百人吵吵嚷嚷？效率呢？”他身邊幾個鐵匠紛紛點頭，他們習慣了作坊裡師傅的指令，對“集體扯皮”的效率深表懷疑。
“效率？趙師傅，您要的‘效率’，是不是就是一個人說了算，彆人隻管埋頭拉車？”一個清亮的女聲響起，帶著點川音，是繡娘秦三娘。她針線活極好，人也潑辣。她沒往土台前擠，就站在人群邊緣，聲音卻清晰地傳開：“那跟過去的族長、東家有啥區彆？‘民主管理’的精髓，劉老師剛才說了，是‘權在眾人之手’！規矩要大家一起立，事情要大家商量著辦。慢是慢點，可這規矩立下了，是大家心甘情願認的，執行起來才沒那麼多扯皮拉筋！這才是長久之計！”她的話，像一根繡花針，精準地挑開了“專製效率”與“民主認同”之間那道微妙的縫隙。
“三娘這話在理！”一個書生模樣的中年人捋著稀疏的胡須開口了。他是徽州來的製墨師傅鄭先生，說話帶著點文縐縐的腔調，“無規矩不成方圓。然此‘規矩’之源，在‘民’而不在‘官’。諸位試想，若寨中公共之規，皆出於我等公議公決，則守規即是守己之諾，護規即是護己之利。其約束之力，豈是族長、鄉老之威壓可比？”他試圖用更文雅的言辭，闡述秦三娘樸素的道理。
然而，李老蔫最關心的“負擔”問題，始終像一根骨鯁在喉。
“鄭先生說得文雅，可落到地上，還是錢和力！”李老蔫的聲音帶著一種工匠特有的執拗，他再次把話題拽回最實際處，“公共的錢，怎麼收？是按戶均攤？那人口少的戶豈不是吃虧？按人頭？娃娃老人乾不了活，也算？按各家進項抽成？那手藝好、掙得多的師傅們願意？還有那徭役，巡夜、修牆，總得出人吧？怎麼輪？能不能用錢抵？或者手藝頂？比如我出工修一天牆，能不能抵我家該攤的錢糧？這些細則不掰開揉碎講清楚，議個‘民主’的大帽子有啥用？”
他連珠炮似的問題，把“民主自治”從雲端拉回了滿是泥濘和柴米油鹽的地麵。圍繞著“公平”二字，不同地域、不同行業、不同家庭狀況的人，立刻又劃分出無數細小的陣營，低聲爭論不休。
就在這關於賦役形態的激烈辯論聲浪稍稍低伏的間隙，一個聲音，不高，卻異常清晰，帶著初生牛犢般的莽撞和一絲不易察覺的顫抖，刺破了男人們主導的聲場：
“那…那管事的人，為啥非得是男人？”
說話的是個半大少年，站在他父親——一個沉默寡言的嶺南石匠身後，隻露出半張被爐火熏得微黑的臉，和一雙亮得驚人的眼睛。他叫阿石。這話一出口，如同在滾沸的油鍋裡滴進了一滴冷水。
整個開闊地，那三百六十人的龐大群體，驟然陷入一片死寂。
風卷過地麵的浮塵，發出輕微的沙沙聲。無數道目光，驚愕、茫然、困惑、甚至帶著隱隱怒意，齊刷刷地聚焦在阿石身上，又仿佛被燙到一般，迅速移開，彼此交換著難以置信的眼神。張阿公的嘴巴張了張，沒發出聲音，隻是那深如溝壑的皺紋更深了。趙大錘濃黑的眉毛擰成了疙瘩，鼻腔裡重重地“哼”了一聲。周娘子倒是眼睛一亮，隨即又抿緊了嘴唇，飛快地掃了一眼周圍男人們的臉色。秦三娘微微挺直了背，嘴角卻繃緊了。絕大多數人的臉上，都寫著同一個意思：荒謬！自古以來，議事掌權，哪輪得到婦道人家？這是天經地義，如同太陽東升西落，根本無需討論的“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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