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氣仿佛是凝固的。
蘇明心的“普通人敘事訓練營”更名為“傾聽工作坊”後，第三節課的氛圍，比前兩節課更加沉悶，像一塊吸滿了水的海綿，沉甸甸地壓在每個人心上。
學員們不再是來學習“如何講述”，而是被迫“如何傾聽”。
他們帶來的“不願說話的人”，像一件件沉默的行李，被安放在椅子上，散發出各自不同的氣場——有的是抗拒，有的是麻木，有的是深不見底的疲憊。
一名年輕的記者學員，李倩，第五次悄悄瞥向身邊的母親。
老人自始至終低垂著頭，花白的頭發在頂燈下泛著一層黯淡的光。
她的雙手交疊放在膝蓋上，手指關節粗大，皮膚是那種被歲月和勞作反複打磨後的粗糙質地。
從進門到現在，她沒有看過任何人一眼，仿佛整個世界隻剩下她膝蓋上那一小片被磨得發白的褲料。
李倩坐立不安。
她想替母親解釋，想告訴蘇明心，告訴所有人，我母親不是不友善，她隻是……隻是不習慣。
話語在舌尖滾了幾個來回，又被她強行咽下。
這是工作坊的鐵律：學員不能替自己帶來的人發言，一個字都不能。
蘇明心沒有催促，也沒有進行任何引導。
她隻是靜靜地坐在那裡，像一尊入定的雕像，目光溫和地掃過每一個人。
她知道，沉默本身就是一種語言，一種比任何話語都更尖銳、更沉重的語言。
她要做的，不是戳破這層沉默，而是給它足夠的空間，讓它自行發酵、膨脹，直到包裹在裡麵的人，再也無法承受那份真空的壓力。
時鐘的秒針在寂靜中“哢噠、哢噠”地走著，每一下都像錘子敲在眾人的神經上。
李倩的額頭滲出了細密的汗珠，她幾乎能聽到自己心臟在胸腔裡狂亂的擂動聲。
她帶來的選題，是關於失獨老人的心理乾預，她以為自己能處理好，以為自己足夠專業。
可當這個人是她的母親時，所有的理論和技巧都土崩瓦解。
就在這令人窒息的安靜即將達到頂點時，那個一直低著頭的老人，忽然動了一下。
她的手指微微蜷縮，然後，一道沙啞的、仿佛很久沒有使用過聲帶而發出的聲音，清晰地在房間裡響起。
“我女兒以前……也這樣。”
所有人的目光瞬間聚焦過去。
老人依然沒有抬頭，聲音卻很平穩，像是在陳述一個與己無關的事實，“總想替我說話。怕我說錯，怕我丟人，怕我……讓她沒麵子。”
李倩的臉“刷”地一下白了，嘴唇翕動，卻發不出任何聲音。
那條鐵律像一道無形的枷鎖，扼住了她的喉嚨。
“她爸走的那天，親戚都來了，她把我拉到房間裡，一句一句教我怎麼跟人說。要說謝謝大家關心，要說我會堅強，不要哭，哭了就是給彆人添麻煩。”老人頓了頓，喉嚨裡發出一聲輕微的、類似歎息的滾動聲，“其實，我那時候……什麼都不想說。”
寂靜再次降臨，但這一次，性質完全變了。
之前的沉默是壓抑的，現在的沉默，充滿了被撕開的傷口所散發出的，血淋淋的溫度。
蘇明心看著李倩通紅的眼眶和她母親微微顫抖的肩膀，沒有說一句安慰或引導的話。
她隻是伸出手，輕輕按下了桌上錄音筆的暫停鍵。
那個紅色的小燈閃爍了一下，熄滅了。
有些聲音，不該被記錄，隻該被傾聽。
與此同時，一百公裡外的縣城，林景深的“基層司法觀察站”裡，空氣同樣緊繃，卻是一種截然不同的鋒利。
三名頂尖法學院的女生，正圍著一張桌子，臉上是混雜著憤怒與激動的潮紅。
桌子中央，攤著三頁信紙。
紙是農村最常見的那種廉價作業本紙，字跡歪歪扭扭，是用最便宜的圓珠筆寫的，好幾處因為用力過猛，劃破了紙背。
“林老師！這已經不是簡單的虐待了，這構成非法拘禁！那個‘陽光成長矯正中心’根本沒有資質，他們把人騙進去，斷絕和外界的一切聯係，這必須馬上立案！”帶頭的女生叫周芸，她的聲音因激動而微微發顫。
林景深靠在椅背上，雙手交叉在胸前，眼神平靜得像一潭深水。
他沒有看那封信，而是看著眼前的三個學生，她們就像三把出鞘的利劍，閃著理想主義的寒光。
“立案？以誰的名義？我們嗎？”他淡淡地問。
“當然是孩子的母親，王桂香！我們替她寫訴狀，我們替她……”
“停。”林景深打斷了她，“我們不替任何人打官司。記住觀察站的第一條準則。”
周芸的嘴張了張，不甘心地閉上了。
“我們的工作，是教她，怎麼自己去敲響那扇門。”林景深站起身，從旁邊拿過一遝a4打印紙和一支筆，“現在，收起你們的憤怒和同情。我們來做一件事——模擬。”
接下來的一個星期，這間小小的辦公室變成了一個高壓模擬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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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稿，重寫。”林景深將周芸她們精心撰寫的、充滿了法律術語和情感控訴的材料扔回桌上，“信訪局窗口的工作人員一天要看幾百份材料，你寫得像論文，誰有耐心看？第一段，必須說清楚三件事：你是誰，你找誰，他怎麼了。不要超過五十個字。”
“第二稿，還是不行。”他指著材料上的“沉痛控訴”、“泣血求助”等字眼，眉頭緊鎖，“收起這些詞。這不是文學創作。對方是公權力機構，你上來就擺出對立姿態，潛意識裡就會觸發他們的防禦機製。把‘我的兒子被他們害得不會說話了’，改成‘我的兒子進入該中心後，出現失語現象，我要求了解具體原因’。前者是情緒，後者是訴求。我們要的是後者。”
“第三稿……格式不對。訴求要點要分條列出，一、二、三。清晰，明確。把那封手寫的信作為附件附在後麵，而不是把它揉進正文。記住，你們要遞交的是一份‘情況說明和訴求申請’，不是一封‘求救信’。”
他讓三個法學高材生輪流扮演信訪接待人員，用最不耐煩、最敷衍的態度來應對。
“身份證帶了嗎？”
“這事兒不歸我們管，你去教育局問問。”
“材料放下吧，回去等消息。”
每一次，他都逼著她們從對方冰冷的反應裡，找到繼續對話的縫隙。
他甚至讓王桂香本人也來參加了兩次模擬。
那位沉默寡言的村婦，起初隻是驚恐地看著這群“城裡來的文化人”在她麵前“演戲”，到後來，她也能在林景深的指導下，磕磕巴巴地背出那幾句關鍵的話。
“我不是來喊冤的，我是來谘詢政策，遞交材料的。”
“我隻想知道，我的兒子現在在哪裡，他的情況怎麼樣。”
一周後的清晨，王桂香獨自一人走進了縣信訪局的大門。
她穿了一件被洗得發白的舊外套，懷裡緊緊抱著一個文件袋。
當她走到窗口，將裡麵的材料遞出去時，接待人員下意識地掃了一眼，眼神裡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驚訝。
那份材料，標題、格式、段落、措辭，甚至連附件的擺放順序，都和他桌上另一份由縣政府法製辦下發的標準文件模板，一模一樣。
而在省城的大學校園裡，顧承宇正在進行一場更為隱蔽的“植入”。
新版《心理學導論》的編寫邀請函放在他桌上，出版方的要求很明確：內容要權威、客觀，尤其要回避那些在學界尚存爭議的理論，避免引發不必要的輿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