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景深的手指在桌麵上輕輕敲擊，目光卻死死鎖在那隻沒有任何標識的快遞盒上。
牛皮紙包裝已經泛黃，邊角磨損，仿佛在漫長的旅途中耗儘了所有力氣。
沒有寄件人，沒有地址，隻有一個模糊的郵戳，來自一個他從未聽說過名字的山區縣城。
他沒有叫來助理，也沒有驚動任何人。
辦公室的隔音效果極好，將窗外的車水馬龍隔絕成一幅無聲的默片。
他用一把精致的裁紙刀，像進行一場外科手術般，精準地劃開膠帶。
一盤老舊的磁帶，和一個用繪圖紙手繪的地圖。
磁帶是那種最古老的型號，外殼已經有些發烏。
地圖的線條卻異常清晰，標注著一個縣城看守所的精確位置，並在外圍的一處牆根下，用紅筆畫了一個小小的叉。
林景深的瞳孔驟然收縮。
報警？
這念頭隻閃現了一秒便被他掐滅。
官方介入，這盤磁帶和這張地圖背後隱藏的故事，很可能會被淹沒在冗長的程序和冰冷的卷宗裡。
派人去挖？
他手下不缺執行力強的人，但他們挖出的是物證，而不是真相。
他沉思良久，最終拿起手機，撥通了一個內部號碼。
電話那頭，是“地方訴求記錄所”——一個由他私人資助，專門處理那些無法被官方係統接納的、破碎而微弱的民間聲音的機構。
接電話的是三個剛畢業不久的女孩，充滿了理想主義的熱情和未經世故打磨的執拗。
半小時後，一個加密文件被發送到女孩們的郵箱。
內容隻有兩張照片——磁帶和地圖，以及林景深附上的一行字：你們決定要不要聽。
兩天，整整四十八小時，這封郵件像一塊巨石壓在三個女孩心頭。
她們爭論，猶豫，甚至感到恐懼。
這可能是一個惡作劇，也可能是一個陷阱，更可能是一個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開，湧出的將是她們無法承受的黑暗。
第三天清晨，她們終於達成一致。
在小小的辦公室裡，她們找來一台落滿灰塵的錄音機，將那盤磁帶小心翼翼地放了進去。
按下播放鍵。
一陣冗長的電流噪音後，一個沙啞的、屬於中年男人的聲音響了起來，帶著濃重的方言口音，仿佛在對著一堵無形的牆壁自言自語。
“小芳，今天食堂有白菜燉粉條，你最愛吃的。我給你留了，你啥時候出來，爸給你熱熱。”
“小芳，隔壁王嬸家的孫子會叫爺爺了，你小時候也這樣，見誰都笑。”
日複一日，沒有回應的獨白。
聲音裡沒有控訴，沒有悲傷，隻有一種近乎麻木的日常敘述，仿佛那個叫“小芳”的女兒，隻是出了一趟遠門。
錄音的最後，是長久的沉默，和一聲被刻意壓抑的、撕心裂肺的抽泣。
辦公室裡死一般的寂靜。其中一個女孩早已淚流滿麵。
她們沒有再猶豫。
當天下午，她們按照地圖，驅車趕往那個偏遠縣城。
在看守所高牆外那片荒草叢生的角落，她們用一把工兵鏟，挖了近一個小時。
“當”的一聲，鏟子碰到了堅硬的物體。
是一個鏽跡斑斑的鐵皮餅乾盒。
打開盒子，裡麵沒有金銀財寶，沒有罪證，隻有幾十張被塑料紙精心包裹的紙條。
每一張紙條上，都用同樣的筆跡，寫著兩個字：
我在。
三個女孩沒有上報，沒有驚動任何人。
她們隻是把那些紙條重新放回鐵盒，深深地埋了回去。
離開前，她們在那個牆角下拍了一張合照，發到了僅有四個人的內部工作群裡，配上了一行文字：我們來記的，不止一個圈。
與此同時，一場關於“心理健康”的評審會正在某重點高校內進行。
“我認為，情緒管理課程的核心，應當以穩定為導向。我們的目標是培養內心強大、情緒穩定的高素質人才，而不是鼓勵他們沉溺於負麵情緒。”一位白發蒼蒼的權威專家總結陳詞，贏得了在場多數人的點頭讚同。
顧承宇坐在角落，始終沒有發言。
他安靜地聽著那些象牙塔裡的陳腐論調，指尖無意識地轉動著一支筆。
輪到他發言時，他沒有反駁，甚至沒有發表任何觀點。
他隻是站起身，將一份匿名的學生作業投影到大屏幕上。
作業很簡單，是一個女生連續七天的情緒記錄。
周一：媽媽問我今天過得怎麼樣，我說，我很好。
真相：我在回來的路上，看到一隻被撞死的流浪貓，哭了一路。）
周二：媽媽問我作業多不多，我說，我很好。
真相：我被最好的朋友孤立了，她們建了新群，沒有我。）
周三：媽媽問我……我說，我很好。
真相：我說“很好”，是因為我剛剛看到她把抗抑鬱藥藏進枕頭底下。
我不能讓她更擔心了。
）
一連七個“我很好”，每一個背後，都是一道血淋淋的傷口。
這章沒有結束，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
會議室裡，之前還熱烈討論的專家們，此刻鴉雀無聲。
那一行行平靜的文字，像一把把冰冷的解剖刀，精準地切開了他們所有理論的華麗外衣。
會議在一種尷尬的沉默中結束。
散場後，那位白發專家叫住了顧承宇，神情複雜地問：“顧教授，這個孩子……她現在怎麼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