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他抱起來，放在地上，用手探了探他的鼻子，沒氣了……
那時候我才慌了，腦子裡一片空白，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想跑，可又怕把他丟在那裡，很快被人發現，會查到我身上。
於是我就背起他的屍體，往大堤旁邊的農田裡跑，跑了大概一兩裡路，看見了一個涵洞，特彆隱蔽，裡麵黑漆漆的，我就把他的屍體塞了進去.......”
許長生一邊記錄，一邊追問：“你把張磊的屍體藏好後，為什麼還要寫那些紙條？”
裴直運苦笑一聲，眼神裡滿是悔恨：“我當時慌得不行，滿腦子想的都是怎麼把自己撇清。
我想，如果警察發現張磊的屍體，肯定會查他最後接觸的人，雖然當時現場隻有我和張磊兩個人，但我也不確定這前麵有沒有人注意到我跟他在一起。
如果查到我，我就完了。
於是我就想製造一個‘綁架’的假象，讓警察以為是團夥作案，把注意力引到彆人身上。
所以，我跑了一會又折返了回去，取下了他的一隻鞋，把它用來作為綁匪給家屬人質證物的道具。”
“接著，我從家裡找了各種紙，有作業本紙，有文件稿紙，還有報紙，故意用不同的字跡寫了18張紙條。
為了不被警察蹲守，我還特意用了‘逆向丟條法’——先去那些偏僻的地方，丟警方最後才會發現的紙條，再回頭丟前麵的，當然放在鞋子裡的和麵館旁邊的那兩張除外，那是第二天一大早找機會丟在家屬院那的。”
他頓了頓，繼續說道：“我先是在案發地附近丟了2張紙條，然後又坐公交車去了嶗山區、李滄區、膠州市.......在那些地方也丟了紙條，還故意在紙條裡用‘我們’自稱，就是想讓警察以為是團夥作案，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
我甚至還打了幾個匿名電話給張長庚，讓他按照紙條上的指令去做，把警方的注意力徹底引到‘找贖金’‘抓團夥’上。
其實我後來根本沒想過真的要去拿贖金，因為那時候張磊已經死了，拿贖金我不敢了，怕會暴露自己。”
許長生皺了皺眉：“你是怎麼知道張磊家的情況，知道他父親叫張長庚的？”
“是跟他玩遊戲的時候問的。”裴直運低著頭，聲音越來越小，“我跟他玩的時候，故意問他‘你爸爸叫什麼名字呀？’‘你家住在哪個小區呀？’他年紀小，沒防備，就都告訴我了。
我偷偷記住了他說的家庭住址和電話號碼，後來打電話給張長庚的時候，報出了他家的地址，就是為了讓他相信我真的綁架了他兒子。”
裴直運以為他很聰明，成功地用計策迷惑了警方。
可是許長生心裡還是在感歎他自作聰明——其實裴直運當時隻要離開案發現場，什麼都不做反而更安全，因為留下罪證的恰恰是那些他用來迷惑警方的紙條！
裴直運還在滔滔不絕，他一邊說一邊看著自己手上的那條疤痕，像是在看一件陌生的東西：“從1989年到現在，三十年了，我沒有一天睡過安穩覺。
離婚是因為前妻總說我心裡有事，對她冷冰冰的；
後來又結婚，可還是不敢跟現任妻子說這件事，天天活在恐懼裡；
我開始賭博、喝酒，想用這些方式麻痹自己；
可一到晚上，閉上眼睛就會夢見張磊，夢見他咬我的那一口，夢見他躺在涵洞裡的樣子。”
“我於是拚命工作，在學校裡當講師，搞文學研究，發表了好幾篇論文，想讓自己看起來像個‘正經人’，想把那些罪惡都埋在心底。
我不敢跟同事深交，不敢參加太多社交活動，生怕哪句話說錯了，暴露了自己。
可這些都沒用，該來的還是會來，三十年的偽裝，還是被一張紙條、一個‘閱’字、一條疤痕徹底戳破了。”
他抬起頭，看著許長生，眼神裡充滿了絕望：“警官，我知道錯了，我對不起張磊，對不起他的父母，我也對不起我自己的家人。
這些年，我活得人不人鬼不鬼，現在終於坦白了，心裡反而輕鬆了一些。
該怎麼判，我都認，這是我應得的報應。”
許長生放下筆，看著眼前這個頹喪的男人，心裡沒有絲毫同情，隻有對張磊的惋惜和對罪惡的憤怒：“裴直運，你現在說對不起，太晚了。
張磊才七歲，本該有一個快樂的童年，卻因為你的貪念和殘忍，永遠停留在了那個寒冷的傍晚。
他的父母等了三十年，才等到真相大白的這一天，你必須為你的行為付出代價，接受法律的嚴懲。”
裴直運低下頭，再也說不出話，隻是不停地流淚。
審訊室裡再次陷入寂靜，隻有他壓抑的哭聲，在空曠的房間裡回蕩，像是在為三十年前那個無辜的孩子，奏響遲來的懺悔曲。
而許長生看著筆記本上密密麻麻的記錄，心裡清楚，這起跨越三十年的懸案，終於畫上了句號，可那個七歲孩子的生命，卻永遠無法重來。
最後，許長生問裴直運幾年後的1993年又為何寫敲詐恐嚇信給學校的華副校長，裴直運回答還是因為錢。
說那時候他父親重病住院急需要錢，他拿不出來，看到這個華副校長大腹便便，衣著光鮮，估計有不少灰色收入，所以就想敲他一筆試試。
但沒想到他一毛不拔，報告給了保衛科，自己隻好作罷。
至於綁架勒索，自從那次張磊的事後，打死他也不敢乾了。
本故事完）
注：本案原型是發生在1998年湖北江漢油田的1.30兒童綁架殺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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