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條路，是擔責與反思。這場浪潮，終究是他親手推動、寄予厚望的，如今浪頭偏了，出了問題，他心裡早就默默扛起了那份責任。更讓他清醒的是，搞經濟遠不像在戰場上運籌帷幄那麼得心應手——打仗他熟，從井岡山到長征，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他指揮過無數場硬仗，可怎麼讓工廠多產好鋼、讓地裡多打糧食，怎麼讓老百姓的日子越過越紅火，這裡麵的門道太多，他還沒摸透。
其實在上山前的一次核心會議上，教員就曾坦誠地說：“搞經濟？我真不是行家！”他擺著手，語氣裡帶著幾分無奈的自省，“這輩子怕是鑽研不透了，年紀擺在這裡，精力也跟不上了。要說精通此道，還得看真正懂經濟的同誌。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經濟這本厚重的經，終究需要真正懂行的人來念，我這門外漢，不能瞎指揮。”後來，這些話常被與會的同誌提起，每次說起來，都忍不住感慨：領袖能這麼實在地說自己“不懂”，這份勇氣和坦誠，太難得了。
可誰也沒料到，在那座雲霧繚繞的山上，會議開著開著，一場始料未及的風暴突然襲來。原本要糾偏、要降溫的議題被衝得七零八落，大家的注意力都轉到了彆的地方，那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反倒沒人提了。
剛開始上山那會兒，教員的心情還算疏朗。他站在含鄱口，看著眼前的雲濤翻湧，像極了故鄉湘江的煙波，心裡的愁緒也散了些。山風獵獵，吹起他洗得發白的舊中山裝衣角，他迎著風站了許久，忽然停下腳步，對身邊的秘書低語：“這經濟建設的經，比打仗難念多了啊……打仗有章法，有敵人，可搞經濟，看不見摸不著，稍不留意就走了偏，難，太難了。”
但他骨子裡的豪情從沒減過半分。沒過多久，那首磅礴的《七律》就傳遍了全國——“一山飛峙大江邊，躍上蔥蘢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字裡行間都是他藐視萬難、誌在必得的勁兒，也讓不少像徐詩文這樣的年輕人，又重新燃起了信心，覺得再難的坎，也能邁過去。
會議前半段，氣氛還算輕鬆，大家圍坐在一起，敞開心扉說話，被稱為“神仙會”。總結經驗教訓時，教員也不避諱談自己的失誤，甚至主動把責任往自己身上攬。
有天深夜，他跟幾位老同誌圍坐在油燈下，桌上放著一杯涼透的茶水，他推心置腹地說：“敢想敢乾？衝過頭了就成胡思亂想！責任不全在下麵，我也有份。我這人，年輕時性子急，總覺得真理獨握在手，聽不進不同意見；現在嘛，性子壓下去些，可跟自己較勁倒是常事了。”他笑了笑，語氣裡帶著幾分自嘲，“有時上半夜還鑽著牛角尖，覺得自己沒錯，下半夜躺下想想，嘿，倒想通了——好多事，確實是操之過急了，沒考慮到實際情況，害老百姓跟著受累了。”
那段時期的顛簸，深深撼動了這位曆經風雨的領袖。他這輩子最引以為傲的，就是看透問題的洞察力，可在經濟建設這片新戰場上，他卻遇到了未曾預料的迷霧——明明想往好處辦，想讓老百姓早點過上好日子，可最後卻走了彎路，讓大家受了苦，這讓他心裡很不是滋味，夜裡常常輾轉難眠。
會議結束一個多月後，教員回到了北京。在一次重要場合，他的剖白格外沉重，也格外坦誠：“我毛病不少！該鑽研的書沒鑽透，新的學問沒學精，搞經濟更是剛摸著門邊，就敢瞎指揮……但我不認輸！學！學到閉眼那天為止！總得有點長進，日後見了先賢，見了老百姓，好歹心裡踏實些，不至於愧疚太多。”
徐詩文後來從公社領導嘴裡聽到這番話時，眼圈一下子就紅了——教員都這麼較真地學，這麼坦誠地認錯，自己還有啥理由怕困難、怕犯錯？那天晚上，他在知青日記裡寫了滿滿三頁紙，字字句句都透著一股勁：要像領袖說的那樣，踏實學，認真乾，不急躁，不糊弄。
可這話的餘音還沒散，三個月後，教員就帶著一支精乾的隊伍，南下到了西子湖畔。這次去，目標特彆明確：要把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讀懂讀透，哪怕啃碎了骨頭，也要把經濟這門學問搞出點門道來。他在給愛女李訥的信裡寫道：“已下決心，非把經濟學這門大學問搞通不可！不然，怎麼對得起老百姓的期待？”那信箋上的墨跡，仿佛還沾著西湖的水汽，每一個字，都透著對老百姓前路的焦思——他怕自己學不透，怕自己再犯錯誤，耽誤了國家，耽誤了人民。
可惜，現實的阻力像厚重的帷幕，沒那麼容易拉開。因為當時“左的聲音占了上風，主張冷靜、務實的人沒多少話語權，經濟工作裡那股“過熱”的勁頭，壓根沒真正刹住。教員的反思與自責，像一團沉甸甸的雲，依舊縈繞在心頭，沒散開。
又過了一年仲夏，上海。在一次總結經濟工作的會議上，教員再次直麵自己的失誤，語氣裡滿是刻骨的痛惜：“錯誤我也犯了，不少是跟大家一起犯的。比如之前的河畔會議，我點頭應下了那個過高的鋼鐵產量指標；後來在武昌，明明覺得不對勁，卻又退了一步，沒堅持住；再到上海，另一個更高的指標，我也咬牙扛了下來……這些事，樁樁件件，都是刻骨的教訓，這輩子都忘不了，也不能忘！”
真正的轉折點，是在1962年那個寒風凜冽的初春——規模空前的七千人大會議在北京召開了。這是一次敢說真話、敢揭問題的會議，也是一次直麵錯誤、勇於擔責的會議。
其實在這之前幾個月，教員已經做過自我批評，還特意要求把檢討傳達下去，讓基層的同誌也知道，他也犯了錯，也在反思。可因為種種無形的藩籬，他的檢討隻在極小的範圍內傳了傳，沒掀起多大波瀾，好多像徐詩文這樣的基層知青，壓根就沒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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