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彼得鐘樓的鐘聲在淩晨兩點敲過第二下時，康羅伊書房的煤氣燈仍亮著。
羊皮紙在他指腹下發出沙沙的摩擦聲，《聯邦黨人文集》的某一頁被折了角，旁邊林肯演講集的空白處密密麻麻寫滿批注。
埃默裡·內皮爾靠在門框上，軍靴後跟一下下磕著橡木地板——這是他焦慮時的老習慣，三年前在哈羅公學被高年級生圍堵時，他也是這樣用靴跟敲著石板地。
喬治。內皮爾終於開口，聲音像被砂紙磨過，樓下的保鏢被你遣走了，走廊的暗哨也撤了。
斯塔瑞克的人上周在波士頓炸了激進派的報社，你知道他們——
我知道他們有槍。康羅伊頭也不抬，鋼筆尖在稿紙上劃出一道深痕，但今晚他們要的不是我的命。他翻過一頁林肯1862年的演講，指腹停在當人民困惑時，領導者必須成為他們的記憶那句旁批上，他們要的是我恐懼的樣子，是我躲在保鏢後麵說話時的顫音。
內皮爾的喉結動了動。
他看見康羅伊的袖口沾著墨漬，那是方才猛翻書時蹭上的——這個總把領結係得一絲不苟的男人，此刻襯衫第二顆紐扣鬆著，露出鎖骨處淡粉色的舊疤，那是兩年前在巴爾的摩被暴徒用碎酒瓶劃的。
拆了所有監控。康羅伊突然說，鋼筆重重擱在銅鎮紙上，讓報社記者進來拍，讓他們拍空著的警衛室，拍我書桌抽屜裡的《人權宣言》。他抬頭時，綠眼睛在煤氣燈下泛著冷光，我要讓明天到場的每個議員都明白——他們麵對的不是一個需要保護的政客，是一把拆了槍套的刀。
內皮爾的手指在褲縫上捏出褶皺。
他想說什麼，最終隻是扯了扯領結，轉身時軍大衣掃過書桌上的咖啡杯，褐色液體在《聯邦黨人文集》邊緣暈開個小圈。
康羅伊盯著那片汙漬，突然笑了：1787年，漢密爾頓寫這些文章時，費城的油墨也沾過他的袖口。
淩晨三點的風卷著煤渣撞在窗玻璃上。
康羅伊終於放下筆，提綱紙頁上三個問題像三把楔子：我們為何而戰？
我們為何失敗？
我們如何重生？
墨水未乾，他對著壁爐嗬了口氣，字跡在暖風中微微扭曲，像極了三年前查爾斯頓碼頭上那四百包發黴的棉花——當時他蹲在棉包旁，看黑色的黴斑從接縫處爬出來，像極了某種正在蔓延的腐爛。
該睡了。詹尼的聲音從門口傳來，手裡端著熱可可。
她的發梢沾著夜露，顯然剛從印刷廠回來——那裡的排字工人們正連夜趕印聽證會流程，但康羅伊堅持不看樣稿。
她把杯子放在他手邊，指尖輕輕碰了碰他發青的眼尾，明天你需要清醒。
康羅伊握住她的手，放在自己臉頰上。知道為什麼林肯演講時總不帶講稿嗎？他輕聲說，因為當一個人說的是心裡的話，紙會發抖。
聽證會當日的議會大廳像口煮沸的鍋。
穹頂的彩窗透進乳白的光，照得橡木長椅上的議員們像浮在霧裡。
安東尼·布拉德肖站在發言席上，金懷表鏈在馬甲前晃出冷光。
他念指控條款時，每念一條就停頓兩秒，仿佛在數台下的倒彩——第十七項，濫用外資操控州際貿易......
康羅伊起身時，全場突然靜了。
他沒穿常穿的深灰西裝，而是換了件褪色的藏青外套，內側繡的威爾士礦工徽章在抬臂時若隱若現。
右手握著個普通的粗陶杯，清水裡浮著片薄荷葉，是詹尼清晨特意放的。
感謝各位。他的聲音比想象中輕，卻像根細鐵絲勒進每個人的神經，感謝你們給我這個機會，解釋那些本不必解釋的事。
安東尼的冷笑僵在嘴角。
康羅伊往前走了半步，皮鞋跟磕在發言席的銅條上：三年前，當各位在議會爭論關稅稅率時，我在查爾斯頓碼頭。他舉起左手，拇指和食指比出十厘米的距離，四百包棉花，黴斑有這麼寬。他轉向左側的農業委員會主席，博蒙特先生，您當時說商人該自己承擔風險，可您知道嗎？他的聲音突然沉下去，那些棉花是三十七個種植園主的全部家當，他們的妻子在碼頭跪著求我收購，懷裡的嬰兒身上還沾著沒洗淨的靛藍染料。
有人抽了口冷氣。
安東尼的指節捏得發白，他抓起桌上的文件，卻發現方才念得滾瓜爛熟的條款突然變得陌生。
您說我賄賂將領？康羅伊突然轉向安東尼，清水杯在手中轉了半圈，是，我買了他們的債券。
但請問——他提高聲音，目光掃過全場，是誰讓這些保家衛國的將軍不得不抵押莊園，去填一場注定失敗的戰爭窟窿？他從西裝內袋抽出一份泛黃的銀行報表，是安東尼先生的叔叔，布拉德肖銀行的老行長，在戰爭最激烈時把貸款利率從8提到22！
大廳炸了鍋。
幾個激進派議員拍著桌子喊，卡梅倫家族的人臉色發白，西蒙·卡梅倫二世的銀頭杖重重磕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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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羅伊趁亂按下遙控器，大屏幕亮起聯邦調查局的檔案：而這位總說反對分裂的卡梅倫先生，他的指尖點向屏幕上的股權結構圖，通過十二家離岸公司，持有南方七家奴隸拍賣行的股份。
投影切換成華工墓園的照片。
夕陽把墓碑染成血紅色，每塊碑上都刻著英文和中文雙語：陳阿福，廣東台山人，1863年歿於鐵路工地李阿貴，福建泉州人，1864年葬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