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寒冬，東北長白山腳下的小縣城裡，四十二歲的出租車司機陳大勇，掏儘積蓄買下了一輛報廢翻新的桑塔納出租車。這車便宜得不像話——八千塊，幾乎白送。前車主隻說了句“出過事”，便匆匆拿錢走人，連頭都沒回。
陳大勇不是不知道這車有問題，可他缺錢，女兒小雅先天性心臟病，手術費像座大山壓在他肩上。夜班跑車，白天去貨場搬貨，他把自己當牲口使，就為多攢幾個銅板。
車到手第三天，已是午夜十一點。陳大勇在火車站拉了個小夥子，要去三十裡外的柳河屯。小夥子鑽進後座，裹緊羽絨服，一路無話。行至半路，陳大勇無意間瞥了眼後視鏡，心裡咯噔一下——後座空空如也。
他一個急刹，扭頭看去，座位上確實沒人，隻有些殘雪融化留下的水漬。
“人呢？”陳大勇喃喃自語，脊背發涼。
“師傅，咋停了？”熟悉的聲音從後座傳來。
陳大勇猛回頭，那小夥子好端端坐在那兒，一臉困惑。他揉揉眼睛，確信自己沒看花。
“沒、沒事，路滑。”陳大勇結巴著，重新掛擋上路。
這隻是開始。
那晚之後，怪事接二連三。明明空車，計價器卻會突然跳動；收音機常自動打開，調到不知名的頻率，播放著似有若無的哀樂；車內溫度總比外麵低上許多，空調開到最大也無濟於事。
最讓他發毛的是，夜深人靜時，他總感覺後座有“人”。不是真的看見什麼，而是一種直覺——有雙眼睛正盯著他的後頸。
陳大勇去找過前車主，那人早已搬走，杳無音信。他又去了縣裡老司機常聚的“老張修車鋪”，打聽這車的來曆。
老張是修了三十年車的老把式，聽他描述，臉色漸漸凝重。
“大勇啊，你那車，是不是車牌尾號37的綠色桑塔納？”
陳大勇點頭。
老張歎了口氣，壓低聲音：“那車去年冬天出過大事，在二道溝那邊翻下懸崖，車上五個人，一個沒活。最邪門的是，打撈上來時，司機王老五的手還緊緊握著方向盤，掰都掰不開。”
王老五，陳大勇聽說過這人。也是老司機，媳婦跟人跑了，留下個癡呆的老娘，他一個人拉扯著上中學的兒子。出事前幾個月，他兒子在學校打籃球猝死，據說是隱性心臟病。
“那之後，這車就邪性了。”老張接著說，“接手的幾個司機，都說車裡不對勁，有人還聽見小孩哭。你小子，怎麼敢接這車？”
陳大勇苦笑，沒提女兒的病。窮比鬼可怕，這是他爹常說的話。
當晚，陳大勇拉了個醉漢去城郊。醉漢一路上罵罵咧咧，說公司裁員，自己中年失業，不敢告訴家人，每天假裝上班。下車時，他多給了二十塊錢：“兄弟，都不容易。”
看著醉漢踉蹌的背影，陳大勇心有戚戚。這年頭，誰不是在苦海裡撲騰？
回城路上，雨夾雪越下越大。經過二道溝——那輛車出事的地方——陳大勇不由自主放慢速度。就在這時，後座突然傳來一聲清晰的歎息。
“爸爸，我冷。”
是個男孩的聲音，稚嫩，帶著哭腔。
陳大勇猛踩刹車，車輪在濕滑的路麵上打滑，車子轉了半圈才停住。他驚恐地回頭，後座依然空空如也，但車窗上卻莫名其妙地結了一層霜花。
他顫抖著手點燃一支煙，深吸一口。車內彌漫著廉價的煙草味，混著一股說不清的腐木氣息。
“王老五，是你嗎？”他壯著膽子問。
沒有回應，隻有雨刷器來回擺動的聲音。
第二天，陳大勇去了縣醫院看望女兒。小雅躺在病床上，臉色蒼白如紙，卻還笑著安慰他：“爸爸，我不疼，真的。”
主治醫生把他叫到辦公室，說小雅的情況惡化，必須在一個月內手術，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手術費十五萬，這對陳大勇來說是個天文數字。
那晚，他破天荒地買了瓶二鍋頭，坐在車裡自斟自飲。醉眼朦朧間，他看見後視鏡裡多了一個人影——一個四十多歲的男人，滿臉疲憊，眼中有化不開的悲傷。
“我兒子...需要錢手術...”那身影低聲說，聲音像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
陳大勇一個激靈，酒醒了大半。回頭看去，人影已經消失。
他忽然明白了什麼。王老五死前，一定也處在類似的絕境中。兒子猝死，老娘癡呆，他肩上的擔子太重，重到生不如死。
接下來的夜晚，陳大勇開始嘗試與車裡的“東西”溝通。他會在車上放兩個蘋果，一個給自己，一個放在後座；他會講述自己的煩惱，關於小雅的病，關於生活的艱辛。
漸漸地，車內的氣氛變了。雖然仍有怪事發生，但不再那麼陰森可怖。有時收音機會自動調到戲曲頻道，播放王老五生前愛聽的《四郎探母》；有時車裡會多出一包未開封的紙巾，當他因疲憊和壓力落淚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