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的冬天，吉林樺樹屯子的雪下得比往年都大。那雪不是一片一片往下掉，倒像是整塊天穹都在往下塌，白茫茫壓得人喘不過氣。屯子東頭的知青點，如今隻剩下五個人守著。
返城的風一吹，能走的都走了。剩下我們這幾個——父母有問題的、家裡沒門路的、或是像我這般倔著不肯低頭認命的，便困在了這白山黑水間。
“建國，糧票又少了。”孫紅梅掀開倉庫那扇吱呀作響的木門，手裡攥著空空如也的鐵盒子，臉上愁雲密布。
我吐出一口白氣，在零下二十多度的空氣裡瞬間凝成了霜。“多少？”
“三十斤糧票，五斤肉票。這個月第三次了。”
倉庫是知青點最裡頭那間土坯房，牆皮剝落得厲害，露出的泥土凍得硬邦邦。我走進去，四下打量。角落裡堆著過冬的白菜土豆，架子上擺著農具，靠牆立著個褪了色的木櫃——那鐵盒子原本就放在櫃子最上層。
“鎖是好的，”紅梅指著那把生鏽但完好無損的掛鎖，“可裡頭的東西就是不翼而飛。”
天黑得早，剛過四點，日頭就沉下去了。我們五個圍在炕上吃飯，稀得能照見人影的玉米糊糊，一人半個窩頭，鹹菜絲數著根吃。
“肯定是黃皮子作祟，”本地青年王大夯悶聲道，“俺爺說過，年頭不好的時候，黃皮子會偷糧票，它們修煉成精了，能變成供銷社售貨員去買糧食。”
上海來的李文斌推了推眼鏡：“不可能，黃鼠狼再怎麼成精，也不可能打開鎖而不留痕跡。依我看，是內賊。”
話音一落，炕桌上靜了下來。我們五個人互相看著，眼神裡都藏著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在這物資緊缺的年頭，三十斤糧票夠一個人活半個月，誰不想要？
“彆瞎猜了，”孫紅梅打斷這尷尬的沉默，“咱們都是一根繩上的螞蚱，誰有難處說出來，何必偷呢？”
但難處誰沒有？我爹還在牛棚裡蹲著，娘每月來信都說挺好，可信紙背麵總有淚痕。李文斌的父親是留美回來的教授，政審永遠過不了關。王大夯家裡窮，弟妹五個等著他寄糧票回去。孫紅梅的哥哥在邊境當兵，她得攢錢給母親看病。還有不愛說話的趙曉梅，她男朋友去年返城走了，再沒來過信。
夜裡，我裹緊棉大衣，揣上手電筒，悄悄摸到倉庫對麵的柴火垛後麵蹲著。北風像刀子一樣透過棉衣往裡鑽，我跺著腳，不敢發出太大聲音。
屯子裡的老輩人說，知青點這地方邪性。六九年那會兒，有個叫張誌強的知青在這裡餓死了。說是病死的，可誰都知道，他是把口糧都省下來寄回了家，自己一天隻吃一頓，最後瘦得隻剩一把骨頭。他死後，家裡人來收拾遺物，隻有一個破木箱，裡麵裝著攢下來沒來得及寄出的糧票，整整八十斤。
“他死不瞑目啊，”屯東頭的老孫頭有一次喝酒後告訴我，“張知青咽氣前一直念叨著‘回家’，可最後連張回家的車票都沒攢夠。”
我在柴火垛後蹲到半夜，手腳都已凍得麻木，正要放棄時，倉庫裡突然傳來了細微的響動。
不是老鼠啃咬的窸窣，而是更規律的聲音——像是指甲在木板上刮擦，然後是沉重的歎息。
我渾身汗毛倒豎。
倉庫門鎖完好，我親眼檢查過的。那裡麵怎麼會有人？
我屏住呼吸，輕輕挪到倉庫窗前，透過破了的窗紙縫往裡看。
月光從另一扇窗戶斜斜地照進來，在倉庫泥地上投下一片慘白。一個模糊的人影蹲在木櫃前，背對著我。那人穿著一身洗得發白的舊軍裝，肩膀瘦削得像是要戳破衣服。他的動作很慢，一隻手在櫃子裡摸索著，另一隻手垂在身側，手指細長得不像活人。
“回家...”一個氣若遊絲的聲音在寂靜中響起，“不夠...還不夠...”
我渾身冰涼，那不是我們五個人中的任何一個。
那影子緩緩轉過身來，月光照在他臉上——凹陷的雙頰，青白的皮膚，眼睛是兩個黑洞，卻有一種說不出的悲傷。他手裡捏著一疊糧票，一張一張數著，動作僵硬而機械。
“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數到三十，他停下來，深深歎了口氣，“不夠啊...回不了家...”
我腿一軟，差點摔倒，慌忙扶住牆壁，弄出了一點聲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