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七日，我們三分場三連的五名知青奉命去黑瞎子溝運木材。帶隊的是副連長，一個嗓門比炮仗還響的東北漢子。臨行前，他拍著胸脯保證：“天黑前肯定回來，絕不在那鬼地方過夜！”
他們再也沒能回來。
一場突如其來的雪崩吞沒了整個小隊。等我們找到他們時，已是三天後。五具年輕的屍體凍得像黑樺木一樣硬，隻有王建國懷裡那架破舊的手風琴還奇跡般地完好無損。
他們被葬在了離分場五裡外的一片白樺林中。那地方原本沒有名字，自打有了那五座墳，大家便開始叫它“知青墓地”。
下葬那天，場部領導來了，念了悼詞，說了些“重於泰山”、“永遠活在心中”的套話。我們百多名知青默默站著，淚水還沒流出眼眶就凍在了睫毛上。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劉思梅的母親從上海寄來的那封信，被知青代表朗讀時，信紙在手中嘩嘩作響，不知是風大，還是他的手在抖。
“思梅吾兒，見字如麵。聞北大荒已飛雪，母夜不能寐，思兒衾薄衣單...”
那封信其實永遠到不了劉思梅手中了，它被折成紙鳶，在墳頭燒成了灰。
葬禮結束後，生活仿佛又回到了正軌。隻是每隔一段時間，就有傳言說，月明風清的夜晚，墓地方向會傳來手風琴聲，還有低沉的合唱，唱的竟是當時嚴禁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紅莓花兒開》這類“蘇修歌曲”。
沒人公開承認聽過那歌聲，但每個宿舍都有人會在深夜突然醒來，豎起耳朵，神情恍惚。
轉眼到了第二年四月，殘雪未融，春寒料峭。分場宣傳隊接到任務，要排演一出反映知青生活的樣板戲。隊長趙衛東點了我的名，讓我負責寫劇本。
趙衛東是六八年的北京知青，高乾子弟，三分場有名的“馬列主義者”，開口閉口都是階級鬥爭。他把我叫到辦公室，拍著我的肩膀說：“小李，你是高中生，有文化，這個任務交給你我放心。要寫出我們知青‘戰天鬥地’的革命豪情，不要寫那些傷春悲秋的小資情調。”
我點點頭，心裡卻一片茫然。
那晚，我輾轉難眠，索性披衣出門，鬼使神差地走向那片白樺林。
月光如水，灑在蜿蜒的小路上。離墓地還有一裡多地，我忽然聽到了若有若無的琴聲。我停下腳步，心臟狂跳。
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絕不會錯。
我屏住呼吸，悄悄向前摸去。琴聲越來越清晰，偶爾還夾雜著低語和輕笑。透過白樺林的縫隙，我看見五個人影圍坐在一起，中間那人正在拉手風琴。
是他們！王建國、劉思梅、張誌強、周建軍、孫曉芸——那五個埋在這裡的知青！
我躲在樹後，雙腿發軟，冷汗浸透了內衣。他們看起來與生前無異，隻是臉色蒼白些，穿著下葬時的衣服。
王建國拉完一曲，劉思梅輕聲說：“再拉一遍吧，建國，我媽最喜歡這首歌了。”
“思梅，你想家了嗎？”孫曉芸問。
“想啊，怎麼不想。”劉思梅的聲音帶著哽咽，“可我更想你們，想咱們在一起的日子。”
張誌強歎了口氣：“咱們這些人，活著是戰友，死了做鬼伴，也算不幸中的萬幸。”
他們又唱起了《紅莓花兒開》，歌聲憂傷而甜美。我怔怔地聽著，忘了恐懼，隻覺得鼻子發酸。
不知過了多久，東方的天際泛起了魚肚白。周建軍突然站起來：“天快亮了，我們該回去了。”
五人站起身，手拉著手，向墳墓走去，身影逐漸變淡，最後消失在晨曦中。
我踉踉蹌蹌跑回分場，一頭紮進被窩，渾身發抖。
第二天，我開始寫劇本，卻一個字也寫不出來。滿腦子都是昨晚的景象和歌聲。
趙衛東看出我的心不在焉，把我叫去訓話：“李明，你的思想動態很危險！聽說你昨晚去墓地了？那種封建迷信的地方，你去乾什麼？”
我支支吾吾，不敢說實話。
“我警告你，不要被那些不健康的情調影響！咱們知青是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不是來吟風弄月的！”趙衛東嚴厲地說，“你的劇本，要突出階級鬥爭這個綱！”
我唯唯諾諾地退出辦公室，心裡像堵了一團棉花。
那天晚上，我又去了墓地。
同樣月光如水，同樣琴聲悠揚。這次我鼓足勇氣，走了出去。
“你...你們好。”我的聲音抖得不成樣子。
五雙眼睛齊刷刷看向我，林中頓時寂靜無聲。
“李明？”王建國認出了我，“你彆怕，我們不會傷害你。”
“我們...我們隻是太寂寞了。”劉思梅小聲說。
我慢慢走近，坐在他們旁邊。近距離看，他們的身體有些透明，能隱約看見後麵的白樺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