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裡人都知道，老支書要走了。
劉占山提著兩隻肥碩的母雞，步履蹣跚地走在村路上。他那件穿了十幾年的軍大衣袖口已經磨得發亮，紐扣掉了兩顆，用彆針胡亂彆著。村民們早早聚在了村部門口，男人們悶頭抽煙，女人們撩起衣角抹眼淚。
“老支書，真要走啊?”村會計王滿倉接過他手裡的雞，聲音哽咽。
劉占山笑了笑，露出被煙熏黃的牙齒：“六十年了，該回東北老家看看了。我侄兒來信說，給我留了間房。”
這話沒人信。劉家坨子的人都知道，老支書在東北哪還有什麼親人。他十四歲跟著爹娘從黑龍江逃荒到這，爹娘死在路上，是他一個人用破席子卷了，埋在村東頭的亂墳崗。後來他當了兵，抗美援朝回來，就成了劉家坨子第一任支書，一乾就是三十年。
“這是咱們村的一點心意。”王滿倉遞過一個布包，裡麵是村民們湊的二百三十六塊錢和三十斤糧票。
劉占山的手抖了一下，沒接。“留著給村小學買桌椅，孩子們趴磚頭寫字，不像話。”
風吹得更急了，卷起的沙土打在人們臉上，生疼。
送老支書走的拖拉機突突突地響著，像垂死病人的咳嗽。劉占山最後看了一眼村部那三間破舊的瓦房，那是他帶著村民們一磚一瓦蓋起來的。他的目光在第二間屋子的窗戶上停留了很久，那是他的辦公室，他在那裡度過了無數個不眠之夜。
“走吧。”他說，轉身爬上拖拉機，再也沒有回頭。
村民們站在村口，看著拖拉機消失在塵土彌漫的土路儘頭，仿佛看著一個時代的終結。
劉占山走後的第三個月，怪事就開始了。
先是守夜的狗無緣無故地對著空村部狂吠，然後是村部那部老式手搖電話會在深夜突然響起。王滿倉第一個接到這種電話，那是淩晨兩點，他睡得正香，被急促的鈴聲驚醒。他抓起話筒，那頭隻有滋滋的電流聲，像是風吹過空蕩蕩的山穀。
“誰啊?”他問了好幾聲，沒有回答。正要掛掉，卻隱約聽見了熟悉的咳嗽聲——那是老支書特有的，帶著痰音的咳嗽。
王滿倉的手一抖，話筒差點掉在地上。
第二天，村民李老蔫在村部門口徘徊，臉色蒼白。
“昨晚上，我看見老支書了。”他壓低聲音對王滿倉說，“就在他辦公室窗外，背著雙手，來回踱步，嘴裡還叼著煙袋。”
王滿倉心頭一緊：“你莫不是眼花了?”
“千真萬確，”李老蔫發誓，“雖然模模糊糊的，但那走路的姿勢，抽煙的樣子，絕對是老支書沒錯!”
消息像野火一樣在村裡蔓延。更多的村民聲稱，在月光明亮的夜晚，看見老支書的身影出現在村部周圍。他總是那樣不慌不忙地踱步，煙霧從他嘴邊升起，融進夜色裡。
村部那部電話響得越來越頻繁了。每當夜深人靜，鈴聲就會突然炸響，驚醒附近的村民。有人壯著膽去接，那頭永遠沒有回應，隻有沉默，或者偶爾傳來的歎息。
恐懼在村裡彌漫。天一黑，沒人敢靠近村部。家家戶戶早早關門閉戶，生怕撞見什麼不該看見的東西。
王滿倉坐在老支書的舊辦公室裡，手指劃過積滿灰塵的桌麵。自老支書走後，這屋子就沒人動過。牆上的獎狀已經發黃，記錄著劉家坨子村在他的帶領下獲得的榮譽：1975年“農業學大寨先進村”，1978年“水利建設模範村”...
他打開抽屜，裡麵整齊地放著老支書的工作筆記。隨手翻開一頁，是1972年的記錄：
“三月十五日，春荒嚴重，七戶斷糧。從公社爭取到救濟糧二百斤，先分給老人孩子。
三月二十日，劉老栓媳婦難產，連夜抬去縣醫院，保住了大人，孩子沒了。村衛生室必須建起來。
四月二日，開荒二十畝，種土豆。餓死也不能餓死一個人。”
王滿倉的眼眶濕潤了。他記得那年的春荒，記得老支書把自己家的口糧分給貧困戶，自己啃樹皮吃野菜，最後浮腫得厲害，差點沒挺過來。
他又翻開一頁，是1976年的記錄：
“七月二十八日，淩晨地動，房屋搖晃。立即組織村民撤離，無一人傷亡。檢查全村房屋，十七戶成危房，安排暫住村部。
八月三日，公社撥來救災帳篷十頂，不夠用。我家也讓出來，住窩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