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秋，我被派往遼北山區調查饑荒災情。那時節，路上常見逃荒的人群，像被風吹散的螞蟻，漫無目的地蠕動著。我騎著一輛老舊的自行車，沿著泥濘的土路前進，兩旁的土地裂著口子，莊稼稀稀拉拉，仿佛生了癩瘡的頭皮。
這村子已經沒幾戶人家了，能走的都走了，剩下的不是走不動，就是舍不得走。我蹬著車，腦子裡盤算著怎麼統計災情，怎麼寫這份報告——既要反映實情，又不能太過直白。這是個技術活，我乾了三年調查員，深知其中的分寸。
抵達時已近黃昏。村子靜得出奇，連聲狗叫都聽不見。土坯房多數已經倒塌，沒倒的也門窗洞開，像骷髏的空眼窩。村頭老槐樹下，坐著個抽旱煙的老漢，臉上的皺紋深得能夾住豆粒。
“來了？”他眼皮都沒抬，好像早知道我要來。
我掏出介紹信和證件，他擺擺手：“不用那玩意，這地界，活人就剩我們這幾個老棺材瓤子了。”
老漢姓周，是村裡的守村人。他帶我來到村大隊部，一間還算完整的土房，裡麵隻有一鋪炕和一張破桌子。
“周大爺，村裡現在還有多少人？”
“連我八個，都是六十往上的。”他吐出口煙，“年輕的能跑的都跑了，跑不動的就……埋後山了。”
我心裡一沉，掏出本子記錄：“聽說村裡以前有所小學？”
老漢的手微微一頓，煙鍋裡的火光明滅：“嗯，王老師辦的那所。早沒了。”
“能帶我去看看嗎？縣裡要求統計教育設施情況。”
老漢沉默良久，終於站起身：“走吧，趁天還沒黑透。”
小學在村子最西頭，是三間連在一起的土坯房，圍著一圈歪歪扭扭的籬笆。院子裡的荒草齊腰深，在漸起的晚風中窸窣作響，像是無數細小的私語。
推開教室的門，灰塵撲簌簌落下。我愣住了。
與外麵的荒蕪截然不同，教室裡出奇地整齊。二十多套破舊但完好的桌椅排列有序，擦得發亮的黑板上，粉筆字跡依然清晰：
語文作業：背誦《憫農》。”
黑板一角還畫著簡單的粉筆畫——太陽、小鳥、幾朵小花。講台上放著一盒粉筆，幾本教案，仿佛老師剛剛離開，學生們隻是暫時下課。
“這……是誰整理的？”我驚訝地問。
周大爺站在門口，不願進來：“不知道。我從不進這個院子。”
“為什麼？”
他搖搖頭，隻是催我快走：“天要黑了，這地方晚上不太平。”
回到大隊部，周大爺生火做了點糊糊，我們默默吃完。煤油燈下，他的臉在陰影裡顯得格外蒼老。
“那小學，怎麼回事？”我終於忍不住問。
老漢裝了一袋新煙，火柴劃亮的那一刻，我看見他眼中的恐懼。
“王老師是五八年來的城裡青年，心善，見孩子們沒學上，就辦了這小學。自己教書，不要錢，還常從自己口糧裡省下吃的給最窮的孩子。”他吐出口煙，“去年這個時候，饑荒最厲害那陣，村裡開始死人。王老師去縣裡要糧，沒要到，回來時……”
他頓了頓，聲音低沉下去：“村裡已經走了十幾個老人，還有三個孩子。王老師回來後第三天，有人發現他和剩下的七個學生都不見了。有人說他們逃荒去了，也有人說……”
“說什麼？”
“說他們根本沒離開那所學校。”
夜深了，我躺在硬邦邦的土炕上，怎麼也睡不著。窗外的風越來越大，吹得破窗紙嘩啦啦響。就在這風聲間隙，我似乎聽見了什麼彆的聲音。
起初很微弱，後來越來越清晰。
是讀書聲。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四海無閒田，農夫猶餓死...”
童聲清脆整齊，從西邊傳來——正是小學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