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的臉上似乎浮現出一絲安慰，慢慢躺了回去，冰櫃門也隨之輕輕合上。
我癱坐在地，渾身被冷汗濕透。
第二天，我向後勤處打聽馬德福家的情況。主任翻出檔案，歎了口氣：“老農民，從山東逃荒來的，在東北五十多年，兒子去年工傷沒了，就剩個孫子，聽說叫狗剩。”
我心頭一震。
那晚之後，我再也無法平靜地看待這份工作。每個送來的死者，都不再是一具冰冷的遺體，他們有過怎樣的念想，有過哪些放不下的人？
老主任看出我的變化，有天晚上特地拎了半瓶白酒來找我。幾杯下肚，他紅著眼眶說：“長生，這地方不乾淨，大家都知道。可你有沒有想過，為啥那些‘東西’老是徘徊不走？”
我搖搖頭。
“因為活著的人沒好好送他們。”他抿了一口酒，“咱們這兒，好多老人是突然走的，心裡還揣著念想。我爺爺那輩人說，人死後要是念想太深，就會‘回魂’，了了心願才能安心上路。”
我想起馬德福老人那句“熱炕頭”，忽然明白了什麼。
三天後，馬德福的孫子狗剩來辦手續。是個瘦小的年輕人，眼睛紅腫，手裡拎著個破舊的布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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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爺最後那幾天，一直說冷，說想回老家睡熱炕。”狗剩哽咽著說，“可老家早沒親人了，我們哪來的路費？”
我沉默片刻，說：“你等等。”
我走進停屍房，對著馬德福的冰櫃輕聲說：“馬大爺，狗剩來了，他好好的，您放心走吧。等開春了，他一定帶您回老家，睡上熱炕頭。”
冰櫃靜悄悄的，但空氣中那股緊繃的感覺似乎鬆弛了些。
狗剩臨走前，我從工資裡抽出十塊錢塞給他：“給你爺燒點紙，在十字路口燒，念叨念叨，讓他彆惦記了。”
年輕人千恩萬謝地走了。
說來也怪，從那以後，停屍房多餘的腳步聲少了，冰櫃再也沒自己滑開過。我依然值夜班，依然獨自搬運遺體，但心裡不再那麼害怕。每次安置新來的逝者，我都會輕聲問一句他們的名字，聽聽送行家屬講述他們的故事。
有個投河自儘的女教師，我聽說她是被學生批鬥想不開，就在她入櫃前說：“您教的孩子們都記得您的好。”
有個在礦難中去世的漢子，我聽說他最愛喝高粱酒，就在值班時灑了半杯在停屍房門口。
老主任說我瘋了，跟死人說話。我隻是笑笑，沒解釋。
一九七六年春，我終於被調到了後勤倉庫。交接那天，我把停屍房的鑰匙擦得鋥亮，交給接班的年輕人。他臉上是和我當初一樣的忐忑。
“夜裡聽到什麼動靜，彆怕。”我拍拍他的肩膀，“都是些想家的人。”
走出停屍房那座老建築，春日的陽光照在臉上，暖洋洋的。我想起馬德福老人對熱炕頭的執念，忽然理解了——那不隻是對溫暖的渴望，更是對歸宿的向往。
多年後，我退休在家，偶爾還會想起那段歲月。聽說老停屍房早就拆了，新建的殯儀館寬敞明亮，再沒有那些“不乾淨”的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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