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鐵嶺的那年夏天，怪事開始在我們胡同流傳。
起初是王嬸家的小子說他半夜起夜，聽見巷子裡有人拖著長音喊：“冰——棍——兒——”聲音蒼老空洞，像是從很深的地底鑽出來的。他扒著窗戶往外看，胡同裡空無一人，隻有那叫賣聲在回蕩。
我們都沒當真，還笑話他膽小。直到後來，越來越多的孩子在深夜聽到這個聲音。
“是老周太太，”李奶奶坐在大院門口的槐樹下，搖著蒲扇說，“她回來了。”
老周太太，周玉芬，曾經是我們這一帶的冰棍販子。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每到夏天，她就會推著那輛刷著白漆的二八大杠自行車，後座架著蓋有厚棉被的木箱，穿行在鐵嶺的大街小巷。她的冰棍是孩子們唯一的甜頭——簡單的糖水冰棍，三分錢一根，用油紙包著，吃的時候得小心翼翼地撕開，不讓紙粘在冰上。
李奶奶說，老周太太是個苦命人。丈夫早逝，她獨自把兒子拉扯大，那孩子卻不成器，整天遊手好閒。1972年夏天，她兒子偷了廠裡的銅零件倒賣，被保衛科抓個正著。那天晚上，老周太太挨家挨戶敲門，求大家聯名保她兒子。可那年頭，誰願意跟“盜竊國家財產”的人扯上關係？
第二天一早，清潔工在胡同深處的老井邊發現了老周太太的冰棍箱，旁邊散落著幾根融化得隻剩木棍的冰棍。人們打撈了三天，才從井底把她的屍體撈上來。據說她被撈上來時，手裡還死死攥著一根已經化沒了的冰棍的木柄。
“她那兒子後來怎麼樣了？”我問李奶奶。
“判了十年，發配到北大荒勞改，釋放後就再沒回過鐵嶺。”李奶奶歎了口氣，扇子搖得更快了，“這胡同裡不肯幫她的，可不止一兩戶人家。”
這話讓我後背發涼。因為我後來問過爺爺，當年老周太太也來過我們家，爺爺以“不在家”為由，閉門不見。
自那以後，深夜的叫賣聲越來越清晰，越來越近。
有天晚上，我們幾個半大孩子聚在胡同口的老槐樹下乘涼，不知誰提了個主意：“誰敢真的向那聲音買根冰棍？”
一陣沉默。
“我敢。”說話的是我們中間最膽大的劉鐵柱。他爸是肉聯廠的工人，膀大腰圓，鐵柱也繼承了那股子蠻氣。
“你彆吹牛了，”王嬸家的小子縮了縮脖子，“那可不是活人。”
鐵柱一拍大腿：“今晚我就試試！要是真能買到，你們每人給我一塊錢，敢不敢？”
我們互相看了看，最後都點了頭。那時候的一塊錢對我們來說可是巨款，能買二十根果丹皮呢。
那天晚上約莫十一點，我們七八個孩子偷偷溜出家門，聚在胡同中段的一處門洞裡。夏夜悶熱，卻有一種說不出的寒意順著脊梁骨往上爬。
月光慘白，照得青石板路泛著冷光。胡同兩旁的窗戶大多黑著，隻有幾盞昏黃的路燈在遠處閃爍。
“快十二點了，”有人小聲說，“李奶奶說，老周太太總是半夜十二點出現。”
我們屏住呼吸，四周靜得隻能聽見蟋蟀的鳴叫和各自的心跳。
當時鐘的指針即將重合時，遠處果然傳來了那聲音：
“冰——棍——兒——”
聲音蒼老、空洞，像是從一口深井裡傳出來的，在胡同裡蕩出回音。
我們全都僵住了。鐵柱臉色發白，但還是強作鎮定地站了起來。
聲音越來越近，卻依然看不見任何人影。
“去啊，”王嬸家的小子推了鐵柱一把，“你不是要買冰棍嗎？”
鐵柱深吸一口氣，朝著空蕩蕩的胡同喊了一聲：“買一根！”
刹那間，聲音停了。
一陣寒風吹過，我們全都打了個哆嗦。奇怪的是，那陣風冰冷刺骨，完全不像夏夜的風。
“明天一早，”一個幽幽的聲音突然在我們耳邊響起，分不清方向，“送到門口。”
我們嚇得魂飛魄散，一窩蜂地跑回了各自的家。那一晚，我做了整夜的噩夢，夢見一個穿著灰色衣服的老太太，推著一輛吱呀作響的自行車，車後座的木箱滴著血紅色的水。
第二天清晨，天剛蒙蒙亮，我就被外麵的喧鬨聲吵醒了。跑到鐵柱家門口，已經圍了不少人。
鐵柱家門口的水泥地上，放著一根冰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