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冰棍已經融化了大半，隻剩一根木棍和一小塊混著紅色液體的冰疙瘩。融化出的液體確實是猩紅粘稠的，像血一樣，在水泥地上攤開一片。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冰棍的包裝紙雖然已經濕透模糊，但還能辨認出是那種早已停產多年的老式糖水冰棍的油紙包裝。
鐵柱他媽嚇得臉色慘白，對著那攤紅色液體直劃十字。鐵柱他爸壯著膽子，用樹枝挑起那根融化的冰棍，仔細看了看。
“這、這是血嗎？”有人小聲問。
鐵柱他爸搖頭：“不像，聞著有股甜味，像是...紅糖水。”
但這解釋並不能讓人安心。老周太太的冰棍就是最簡單的糖水冰棍，從沒聽說過用紅糖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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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柱那天沒出來跟我們玩，據說嚇病了，發燒說明話。
事情還沒完。
接下來幾天，胡同裡接連發生怪事。張叔家晾在院子裡的白襯衫半夜被染上了紅色手印；李家孩子的布鞋第二天早上被發現泡在紅色糖水裡；最嚇人的是，每晚十二點，那“冰——棍——兒——”的叫賣聲準時響起，而且越來越近，有時仿佛就在你家窗外。
恐慌像瘟疫一樣在胡同裡蔓延。
大人們開始暗中商議。一天晚上，我聽見爺爺和幾位老街坊在屋裡低聲說話。
“二十多年了，她還是放不下。”這是李奶奶的聲音。
“當年的事，咱們確實有不對的地方...”這是我爺爺。
“現在說這些有什麼用？得想個辦法，讓她安息。”
“要不，請個道士？”
“不行，”李奶奶立刻反對，“那是封建迷信，被抓到可不得了。再說了，周玉芬不是惡人，隻是心裡有怨氣。”
最後，他們決定去找老周太太的兒子。幾經周折，終於在鄰市找到了他。他如今已是四十多歲的中年人，聽說此事後，起初不願回來，經不住老街坊們的懇求，最後還是答應了。
他回來的那天，帶了一個紙盒，裡麵裝著他母親生前最愛穿的一件灰色外套和一張泛黃的照片。
那天晚上，胡同裡所有人家都在門口點起了一支白蠟燭——這是李奶奶的主意，說是在東北老傳統裡，蠟燭能指引亡魂找到歸路。
午夜十二點，叫賣聲再次響起，但這次，聲音裡少了幾分淒厲，多了幾分哀傷。
老周太太的兒子——我們該叫周叔——站在胡同中央，手裡捧著那件舊外套，聲音哽咽：“媽，兒子回來看您了。兒子不孝，這些年都沒給您上過墳...”
他絮絮叨叨說了很久，說到他這些年的悔恨，說到他如今已成家立業，說到他希望母親能夠安息。
說到動情處，他跪在了地上，淚流滿麵。
突然，所有的蠟燭火焰同時向一個方向傾斜，仿佛有一陣風吹過，但那晚其實一絲風也沒有。
周叔似乎感覺到了什麼，抬起頭，對著空無一人的胡同深處說：“媽，走吧，彆留在這兒了。兒子帶您回家。”
說來也怪，自那以後，胡同裡再也沒響起過那蒼老的叫賣聲。
老周太太的兒子後來把她的遺骨從鐵嶺遷走，與她丈夫合葬在一起。每年清明，他都會回來掃墓。
多年後，我大學畢業，回到鐵嶺老家整理舊物，偶然翻到爺爺留下的一本筆記本。裡麵有一頁記載著1972年夏天的事：
“周玉芬投井那晚，其實來找過我。我當時怕惹麻煩，閉門不見。後來聽說，她不是為了兒子求情，而是想賣完最後一批冰棍，湊夠錢賠償廠裡的損失...那批冰棍，據說她嘗試用紅糖水製作，因為紅糖比白糖便宜...每想及此，心中愧疚難當。”
合上筆記本，我望向窗外。那條胡同如今已經改建，鋪了柏油馬路，裝了明亮的路燈。孩子們在樓下嬉戲，再也不會有那種老式冰棍的叫賣聲響起。
但我有時還是會想，老周太太的鬼魂之所以徘徊不去，也許不隻是因為兒子的不孝和鄰裡的冷漠，更是因為她那份最後的心願——賣完那批紅糖冰棍，湊錢彌補兒子犯下的過錯——永遠無法實現了。
有些遺憾，比死亡更加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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