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八年的秋來得急，剛進八月，楊莊村頭那棵老槐樹就簌簌落黃葉子了。五歲的金秋蹲在樹底下，手裡攥著根柳樹枝子，扒拉著地上厚厚的落葉，沙沙響。這娃長得虎頭虎腦，皮膚曬得黑黢黢，眼睛跟他娘一個樣，亮堂得很，看啥都透著股新鮮勁兒。
“九兒！”
院裡頭傳來大哥金春的喊聲。金春十五了，個子躥得老高，肩膀也寬了，早跟著爹學當大總的本事。他站在院門口，手裡拎著個布包，鼓囊囊的，不知裝著啥。
金秋拍拍手上的土，一蹦一跳跑回院。爹正在堂屋穿褂子——就是那件藏青色細布褂子，隻有出門主事才舍得穿。褂子洗得發白，袖口磨起了毛邊，可娘總用烙鐵熨得平平整整，連個褶子都找不著。
“爹，您弄啥嘞？”金秋仰著小臉，眼睛亮晶晶的。
楊承祥扣好最後一個布扣，彎腰摸了摸小兒子的頭。他手心磨得全是老繭，糙得像鍘過的麥秸稈，蹭在臉上紮得慌，可暖烘烘的。“東莊你張爺老了，爹去送送他。”
“老了是啥意思？”
楊承祥頓了頓，看著兒子清澈的眼睛，一時不知咋說。金春在旁邊接話：“就是走了，不在了，去老遠去的地方，再也不回來了。”
金秋似懂非懂點點頭。他認得張爺，去年秋裡，張爺還在這槐樹下給他講嶽飛抗金，胡子白花花的一翹一翹，唾沫星子濺得滿臉都是。
“爹，叫我跟您去嗎？”金春的語氣透著股大人似的鄭重。
“中。”楊承祥應著，又瞅了瞅小兒子，“九兒也去，見識見識世麵。”
金秋眼睛一亮，趕緊跑到水缸邊，踮著腳舀水洗手。村裡彆的娃可沒這福分，能跟著當大總的爹出門主事，這可是頂體麵的事。
楊承祥從金春手裡接過布包，打開翻了翻。裡頭是他主事的家當：一杆黃銅小秤，秤盤磨得鋥亮；一把木尺，刻著“公道”倆字，字跡都模糊了；一本毛邊紙賬簿，紙頁黃得發脆；還有一截紅布包著的印泥，紅布都褪成粉的了。“齊了。”他把布包**，挎在肩上。
父子仨出了門，秋日的太陽斜斜照下來，影子拉得老長。路兩旁的高粱紅了穗，沉甸甸耷拉著腦袋，紅薯地裡的秧子還綠著，爬得滿地都是。本該是歡喜的時節，可越往東村走，空氣裡就越悶得慌。
還沒到張家門口，就聽見裡頭哭喊聲，高一聲低一聲，像受傷的野狗在嚎，聽得人心裡發緊。金秋不由自主往爹身邊靠，小手拽住了爹的衣角。楊承祥低頭看了他一眼，沒說話，隻是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膀。
張家是三間土坯房，院牆塌了一角，用柴禾擋著。院子裡早來了不少鄉親，都是來幫忙的。看見楊承祥，大夥都往兩邊讓，有人小聲說：“楊大總來了。”那聲音裡透著踏實，像主心骨總算到了似的。
堂屋正中間擺著塊門板，上頭躺著個人，蓋著白布。張老漢的倆兒子跪在靈前燒紙，大兒子張福三十多歲，黑臉膛，悶著頭不說話，一張接一張往火盆裡扔紙錢；二兒子張祿二十七八歲，眼睛紅得跟兔子似的，時不時抹把臉，抹得黑一道白一道。
楊承祥先走到靈前，恭恭敬敬鞠了三個躬，腰彎得很深，頭幾乎碰到膝蓋。起身時，他掀開白布一角，看了看張老漢的遺容。老人臉蠟黃蠟黃，跟秋後枯死的樹葉似的，可嘴角還帶著點笑意，挺安詳。楊承祥看了半晌，輕輕點頭，又把布蓋好。
“啥時候的事？”他問張福，聲音不高，可院子裡的人都聽得見。
“昨兒後半夜。”張福嗓子已哭啞，“睡著睡著就沒氣了，喊了幾聲沒應，一摸身子都涼透了。”
“七十三，古來稀。”楊承祥緩緩說，“壽終正寢，是喜喪。”
這話像盆溫水，稍稍化開了院裡的凝重。張祿的哭聲頓了頓，肩膀卻抖得更厲害了。
接下來楊承祥就開始安排後事：誰去報喪，誰去買棺材，誰去請吹鼓手，誰負責做飯。他說話不快，可條理清楚，句句都說到點子上。金春在一旁拿著小本子記，這是爹交代的，學做事先從記事兒開始。
金秋沒處去，就蹲在堂屋門口，看大人們忙前忙後。晌午過後，麻煩就來了。
棺材拉回來了，是口薄皮楊木的，漆還沒乾透，在太陽底下泛著濕乎乎的光。張祿一看就急了，騰地站起來：“哥，你就給咱爹買這？”
“家裡就這些錢。”張福悶聲道。
“我不是給你三塊大洋了嗎？”張祿嗓門陡然拔高，脖子上青筋都蹦出來了，“加上咱爹攢的，夠買口柏木的！你咋買個楊木的糊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