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一串！
“孫總，為什麼要用革命這個詞？”冬子的印象中，這個詞僅用於社會運動，或者說產業升級。比如聽過農民革命，這是社會運動。也聽說過工業革命，這是產業升級。而把一個食物與之匹配，總有一點虛張聲勢的嫌疑。
“那就是革命，薯類進入中國的時間大約是明朝，南宋時期還沒有進入。而它所帶來的糧食產量的巨大變化，從當時的人口增長速度就可以看出來了。”
聽到冬子在問這個問題，身邊另一個專家，對冬子進行了詳細的解釋。中國曆史上，人口數量從幾千萬升級到一億，發生在明朝。而從一億升級在兩億以上，發生在清朝的康乾盛世。所謂盛世，不是那些所謂曆史學家所說的什麼聖明君主有多麼神奇，隻不過推廣了薯類的種植，糧食產品巨增，才是根本原因。
這個道理雖然很淺顯，民以食為天嘛。但是，具體的關於曆史的說法，對冬子來說比較陌生。
鄰坐的人專家問了冬子一個問題“曆代農民造反，是為什麼？”
“我聽說，是因為權力腐朽。”冬子回答這個問題，底氣就不那麼足了，他也是在中學曆史課上學的一點知識。這個答案，總還比過去某些書籍寫的“昏君無道、紅顏禍水”之類的理由，好像要靠譜些。
“莫聽那些宏大敘事，一本正經的胡說八道，我從高中時就跟曆史老師爭論過。”鄰座有些憤憤然“曆史上的書生誤國，害了一代又一代，思考的方向都錯了，哪裡有什麼真相？”
冬子此時知道，一個新的理論即將展現，表示出願意洗耳恭聽的態度。
“就權力談社會已經很下作了，況且還以道德來解釋社會，錯得離譜。你應該學過馬原吧？”冬子還沒來得及回答，他就搶先說了起來。估計，他喝了酒，久未發言，已經憋得不行了，表達的欲望，隨唾沫，噴薄而出。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你承認吧？”他這一問，好像是在質問冬子，當然，冬子知道，他針對的某個觀念而不是某個人。
“生產與分配，在決定社會中，哪個是第一位的？”
“當然是生產。”這個基本原理，冬子也學過，小袁也給他講過。
“你是一個誠實的人”對方居然誇了冬子一句，冬子感覺到對方陰晴多變的激動。
“搞曆史的人，從來不認真分析生產，老在分配上打轉，為什麼？”
冬子試著解釋到“也許，是他們擅長這個吧？”古代典籍浩如煙海，大量的內容，都是這樣的，搞曆史的人，估計也學的這個，擅長這個。人們解釋一個事物，總喜歡從自己熟悉的角度出發，這是人性。
“其實，不光是因為他們擅長這個。更主要的是，中國農業社會已經在兩千年前就定型了。也就是說，兩千年來，從春秋戰國時期以後，甚至從李冰父子修都江堰創立成都平原為天府之國後，農業發展的巔峰就已經樹立了，後無來者。”
冬子小心地理解到“你的意思是，農業社會生產方式與成效進步小了？後來的這些朝代？”話雖然不嚴謹，但意思大概是對的。
“對，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生產沒革命，理論上能夠革命嗎？孔子的學問為什麼在兩千年的時間保持穩定的地位？因為，那時的生產從此就沒變過，所以思想也就無法改變。超級穩定的內部挖潛，導致史學沒有進步。治理模式，也算是分配模式，沒有改變，重複著相似的治亂興替的循環。”
冬子真害怕他也進行某種宏大敘事，儘管他們的小討論，聲音還不算大。
“所以，沒有生產的革命是內卷的。”內卷這個詞再次出現，上一次是聽小袁說的。但是，這方麵小袁還算專業，而這位專家，他是搞科學的啊。
“幾千年以來，我們的曆史是一部主糧與人口關係的曆史，這才是正確的解釋辦法。”他喝了一口酒，故意把砸巴嘴的聲音搞得誇張一些，發出了“嗞”的一聲音，泛紅的眼光透露出某種神秘的色彩。
“我們老祖先，在西安，在關中平原，定都，為什麼？因為當時這裡糧食產量高，養得活王朝。你看看，過去的開封還是杭州還是成都，這些古都，都處於適於農業耕作的地方，為什麼？再大的事，都大不過糧食。”
把糧食作為曆史的主角，這是冬子第一次聽到的觀念。
“胡煥庸線決定了南北糧食產量的差距，影響了中國權力中心的南移，但小麥的大規模種植給北方續命，保留了北方政治的地位。而與匈奴的戰爭，與草原荒漠化有關。氣候決定糧食，糧食決定人口，人口決定實力。而人口與糧食的關係，決定著王朝的命運。”
確實，他講的方式，就是一種宏大敘事，但冬子根本聽不懂。畢竟作為廚師，對糧食的敏感讓冬子迅速超越了對矜持的保留，他虛心地問到“你說細一點，在宏觀了。”
有學生問問題，是老師最開心的事。兩人低著頭，開始了小課堂。
所謂胡煥庸線，其實是氣候變化的分界線。我國幾千年以前，也就是春秋到漢，權力中心在長安，因為那時的關中平原，雨水充沛，土地肥沃，養育著精乾的人民。有糧才有兵，權力就產生了聚集。漢朝以前，我們麵對的敵人是西羌，這是因為河西走廊的邊沿地帶，已經開始乾旱了。人沒得吃的，要得靠搶，屢屢侵犯中原，占據了整個周朝的曆史。
後來乾旱進一步東移，到了蒙古草原，匈奴養活不了人口，就往河東來搶了。從秦修長城到漢武帝打擊匈奴，都是因為北方乾旱造成的。而乾旱繼續向東向南壓，為解決這些問題，才有秦國的鄭國渠事件，水利，隻不過是人類抵抗乾旱的暫時辦法，北方政權因為糧食不足，漸漸向南方移動。比如唐代，雖然都城在長安，但也設立了東都，在洛陽，權力中心開始向南向東偏移。
比如魏晉南北朝時，南方的權力中心就比較強大了，孫權建吳，強盛一時，就是證明，因為糧食產量高。
到了唐末後期，五代十國，北方殺得不像樣子，其實就是搶糧食，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因為雨才是關鍵詞，意味著糧食的充足。
但是，北方就此衰落了嗎？並不。因為小麥的大規模種植，給北方續了命。小麥是外來物種，不是中國原產的。當它引進，並在唐代以後大規模種植，徹底改變了北方人的飲食結構。所以，今天的西安，是我們的麵食之都。
小麥可以在旱地種植，並且產量與水稻差不多，這就保證了南北方在糧食產量的平衡競爭格局，所以，南北之間的權力爭鬥，才可以勢均力敵。
胡煥庸線，其實就是中國氣候與雨水分布的分界線，也是小麥與水稻種植的分界線。
當糧食單產無法擴大時，那要保證有限的糧食產量與人口的不斷增長的平衡，隻有在土地麵積上想辦法了。
所以，所有農民造反，都是因為土地的事。鼓動農民造反的直接原因是饑餓，吸引他們奮力衝鋒的希望，是分田地。包括過去的秦朝統一六國時的虎狼之師，為什麼會如此凶悍？隻不過隻為隻要有軍功，就可以分得土地。
當一個王朝新建，重新分配土地後，農民得到了維係生存的糧食，天下就安定了。但是，這是有極限的。比如當時糧食產量，不管是水稻還是小麥，畝產都在大約二三百斤的樣子。在周朝井田製時，有這樣一個稅收法則，一塊地分為九份，八份為種田者自己的收成，另一份為國家的稅收。
為什麼會這麼分呢？因為如果按井田製當時的規模來看，每一份為一畝，每年產量為二百斤，那就得到了1600斤，可以養活多少人呢？大概可以養活4至6人，這正是當時一個小家庭的人口數量。所以，抽稅再不能多了。再多，有人就得餓死。
每個朝代初期，土地分配，大約能夠保證一個家庭有10到15畝土地。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呢？因為戰亂與饑荒、社會動蕩與瘟疫，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減少。所以，固定的土地麵積，分配下來，還能夠養活人民，支撐朝廷。
但在和平時期，我國醫學又比較發達，瘟疫大規模消滅人口的現象很少，所以，人口增長得很快。再加上土地流轉，以及財富聚焦的馬太效應，土地被越來越少的豪強占領越來越多的麵積，失去或者減少土地的農民就開始無法生存了，怎麼辦？逃荒？打短工？都不是事。
當時，要是工業革命發生了，這些流民可以轉入工商業，為工業社會的主力軍。但是，並沒有科技與工業革命的出現，人們還得要在土地上找糧食吃。沒有土地，就斷了命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