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蔣親自簽發的調令很快就下來了，林一凡終於帶著“利刃特戰隊”回到了久違的大彆山，先行一步的朱國睿提前把他們要回來的消息告訴了根據地的大家。
大彆山的那些老朋友們可以說是又驚又喜，甚至在張衛國的提議下，自發為他們準備了一個大張旗鼓的歡迎儀式。
然後，林一凡便頂著“第五戰區大彆山抗日根據地參謀總長”的頭銜開始了整合周邊的各軍，在大彆山地區組建一支全新的抗戰力量。
對此，孔森自然是全力支持的，他現在已經憑著戰功當上了獨立師的師長了，以張衛國和朱國睿為首的大彆山縱隊也是第一個搖旗站隊，再加上有了李宗仁態度鮮明的支持，林一凡其實是很有把握的。
當然，在此之前，林一凡選擇了先結婚，他很快就在根據地和朱小倩完成了婚禮，婚禮辦的十分簡潔，除了利刃特戰隊的大家夥，野戰醫院的護士們，張衛國、朱國睿和孔森等人之外，林一凡甚至沒有邀請其他什麼人，李宗仁這個知情人也隻是意思意思的發來了一封賀詞。
而婚禮一結束，第二天林一凡隨即在根據地的指揮室內召集了第五戰區各部大軍的師長、軍長等人，要召開軍事會議，商討下一步進攻六安市和安慶市，特彆是後者，以截斷華東地區日軍對這些地方的救援，配合第九戰區收複武昌、南昌的計劃。
因為上次的疏忽被國軍撿了漏之後，日軍如今重新加強了對南昌和武昌地區的防守，第11軍所屬的7個師團、4個旅團88個大隊儘量調用在南昌一線。
還從長江下遊第13軍所屬的第15、第22師團各抽調1個支隊共7個大隊配屬到武昌，此外，還有第3飛行團、海軍“中國方麵艦隊”第1遣華艦隊及第2聯合航空隊協同。
隨著隨棗會戰和長沙會戰的接連失敗，在湖南方向沒有取得什麼進展，日軍又連續進行了其他嘗試，首先便是以兩棲登陸的方式，於1939年11月突然攻擊了廣西南部，以切斷越北至廣西的交通線為目的，日本方麵稱之為“南寧攻略”，而中國方麵稱為“桂南會戰”。
在“桂南會戰”期間，爆發了曆史上著名的“昆侖關戰役”，杜聿明第5軍死磕日軍精銳第5師團，最終中日兩軍在昆侖關一線形成對峙，至少從表麵來看，對重慶政府沒有形成什麼實質性的軍事壓迫。
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西尾壽造最終因作戰不力被剝奪了兵權，撤掉了司令官的職位，而作為西尾壽造總指揮官職位的接替者則是——畑俊六，這可是一個更加心狠手辣的“劊子手”。
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後，畑俊六於1938年2月派往中國任侵華日軍華中方麵軍司令，率部發起武漢作戰。8月上旬，指揮30萬日軍沿長江南北兩個方向由東向西進攻。10月26日，中國軍隊向西、向南撤退，畑俊六率日軍占領了“九省通衢”武漢。
在會戰中，畑俊六所率日軍公然違反國際法，使用毒氣375次，發射毒氣彈4萬顆以上。在溜俊六的縱容和唆使下，凶殘的日軍占領武漢後，到處殺人放火，擄掠，無惡不作，廣大人民群眾對日軍的暴行無不恨之入骨。
1939年8月，畑俊六調回日本國內任內閣的陸軍大臣。在此期間，他參與了內閣對各項侵略計劃的設計和決策，以新的氣勢繼續進行侵華戰爭，在南京炮製了汪精衛傀儡政權，實施了控製法屬印度支那的計劃，並就有關荷屬東印度問題與荷蘭進行了談判。
他還支持日本的“南進”政策，讚成日本侵占東南亞及南方各地區。為實現南進的目標，他同意在國內以大政翼讚會取代政黨，進一步實現法西斯化，在國外促進日德意三國軍事同盟條約的簽訂。
在原本的曆史上，直到1941年3月，畑俊六才被日軍大本營任命為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繼續對中國進行侵略戰爭。
對中國解放區，他和崗村寧次一樣，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和毀滅性“掃蕩”，肆意屠殺無辜平民，許多村莊被洗劫一空。在國民黨正麵戰場，則是攻略與施暴並行，每攻占一個地方，就製造一樁慘案。
1943年5月，日本中國派遣軍在攻陷湖南漢壽等地後所製造的“廠窖慘案”，就是一個惡劣的例子。在這次慘案中，3000日軍以4天時間共槍殺手無寸鐵的男女同胞達3萬多人，傷殘3000多人，強奸婦女2000多人，滿門殺絕的2000戶以上。
美麗的廠窖頓時血流成河，屍骨如山，遍地焦土，一片荒涼。作為侵華日軍最高司令官，對其下屬部隊的種種暴行是負有直接罪責的。
1944年春，為挽救日軍在太平洋的失敗，畑俊六根據大本營的命令，集中51萬兵力發動打通大陸交通作戰。
在曆時8個月的作戰中，基本打通了平漢、粵漢和湘桂等鐵路線，侵占了豫、湘、桂、粵等省大部和貴州一部，使中國又有20多萬平方乾米土地和6000萬人口淪於日寇鐵蹄之下，給中國抗戰造成巨大危害，也給億萬中國人民帶來了新的災難。
由於這一次的所謂“卓越戰功”，畑俊六於1944年6月被授予元帥稱號，獲得了天皇頒發的一級“金鵄”勳章。1944年11月，日軍大本營下令畑俊六轉任陸軍教育總監，繼續支持對中國和西方進行侵略戰爭。1945年4月，調任駐本土日軍第二總軍司令，準備進行本土決戰。
畑俊六作為日本法西斯軍隊重要頭目之一，長時間擔任侵華日軍高級職務，積極奉行侵華政策和進行侵華戰爭，在中國犯下了種種罪行，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
而日本投降後，根據中國政府的指控和強烈要求，駐日盟軍總部於1945年9月13日下令將溜俊六作為甲級戰犯逮捕收監，把他送到了被告席上。
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經過公開審理後作出最後判決，11名大法官以5：6的票數對戰犯煙俊六處以無期徒刑。
法官團其中的5票是讚成處以死刑的，6票是讚成無期徒刑的，這廝再次死裡逃生，其核心原因是畑俊六主要罪行都集中在中國的侵略戰場，沒有參與太平洋戰爭，美英等國家的法官們有點麻木不仁，非常可惡。
而在日本右翼勢力的活動和包庇下，畑俊六僅僅坐了六年的牢房就於1954年被假釋“保外就醫”，1958年乾脆被赦免。
1962年5月10日畑俊六在出席戰死日軍祭奠活動期間，突然暴卒於一家名字叫“龜文館”的旅館房間裡，才結束了其不知悔改的罪惡一生。
現在因為林一凡在長沙會戰中的行動，畑俊六提前被日軍派到了華東戰區，為了扭轉戰局，一上任，他便著手調度起了華東的日軍兵力部署，並且停止了正麵戰場全局性戰略進攻，轉而鞏固已占領地區，實行“以戰養戰”政策。
日本陸軍參謀本部一些軍官認為，對於解決“中國事變”隻有兩個辦法，一是打到重慶，二是從中國撤軍。可是若想打到重慶和延安，就需要給中國戰場增援不低於15個師團的兵力，在實行對蘇警戒的前提下，日軍顯然沒有這個能力。
而至於從中國撤軍，內閣和陸軍省又不可能接受，對於喜歡弱肉強食和占便宜成癮的日本人來說，把吃到嘴裡的肉再吐出來，那簡直是不可想像的。既然不能在短時間內用武力取勝，那就得耗下去，耗到重慶政府堅持不下去而求和或者投降。
日本政府和軍部同時是這麼想的，所以這一時期，連續出現了日本和重慶方麵秘密接觸進行談判的所謂“桐工作”、日本要求英法關閉滇緬公路和滇越鐵路、日軍武裝進入越南北部等種種情況，然而，以日本人的性格，但凡能夠在戰場上取得決定性的進展，怎麼可能跟重慶政府搞什麼“和談”？
不過，重慶方麵老蔣已經決定轉守為攻，他認為中國已經進入了第二個抗戰時期，殲敵唯一之良機，至今確已到來，自然不會再想著和日本人和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