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巡按禦史，每到一個地方首先是暗訪，不驚動當地官府時查看民情，卻發現在揚州的許多貓膩，首先是鹽價，揚州的官鹽很貴，一斤官鹽價格在120文錢左右，可是京城的鹽價隻要70文左右，這就怪了，京城的鹽就是通過漕運而來，應該反過來才是。事出反常必有妖，總不能揚州府貼銀子賣鹽運往京城吧？沒聽說過戶部撥銀給揚州府補鹽的差價。
章子俊想不明白，想問問陶魯，可奇怪的是老狐狸陶魯含糊其詞，後然乾脆躲了，後然在禦史胡靖口中得知，此事跟總督漕運兼巡撫的劉文相關，而劉文的後台是劉翊，胡靖也是無奈地說道：“此事早就有所耳聞，為了穩定京城鹽價，用揚州北上的糧價補償官鹽差價。”
這就是說提高糧價來補償鹽價，中間的操作就是總督漕運劉文而為，也是得到內閣默許的，章子俊聽後直怕大腿，連呼高，高，真高明。
難怪京城糧價居高不下，天災後已經幾年了，還是鬨饑荒，原來源頭在這裡。
每一個朝中大佬，都有自己的小圈子，在這個小圈子裡要有自己的“自留地”，這塊“自留地”就要有摟錢的渠道，提供源源不斷的銀子供上下打點辦事用。
比如王家的商貿其後台就是都督僉事徐恭的關照，而徐恭的後台還有浚國公陳懋頂著，每年王家的一部份銀錢源源不斷地輸送給徐恭用來“打點”各方的利益，換取官府的便利。
總督漕運劉文也是利用手中的便利，用鹽及糧食的差價套取利益，為朝堂上的劉翊鋪平道路，劉文的外甥在揚州開有江南商行，經營的就是鹽、大米、茶葉、絲綢靠著劉文的漕運，把貨運往揚州，把鹽高價賣出，這其中又能大賺一筆。
像這樣的“自留地”已經成為了慣例，比如首輔萬安在各地的規模比之總督漕運劉文的大，更加直接，投靠萬安的地方官員更多，而劉吉劉棉花在老家自成一套，表麵上做的不那麼顯眼，對於這樣的狀況，難怪陶魯會躲開，如果要查下去，全是爛泥深陷其中。
那麼揚州知府、鹽道衙門往下兩淮都轉運使司、八大巡鹽禦史衙門、下轄11個巡檢司：白塔河巡檢司、安東壩巡檢司、西場巡檢司、西溪巡檢司、安豐巡檢司、海安巡檢司、掘港巡檢司、石港巡檢司、廟灣巡檢司、長樂巡檢司、臨興巡檢司。
這些部門各自也有“自留地”，一樣有摟錢的渠道法子，這就是一個巨大的利益鏈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朝中自有一些得不到其中好處的官員，從成化六年開始不斷上奏其中之弊，其中兵部尚書白圭等上言：陝西屢遭寇掠，加以官府酷虐，百姓輾轉流徙，困苦之極，倘不加賑恤，恐民饑盜起。況四川、兩廣之亂未息，福建、浙江病役流行，四方災異頻發，荊襄流民動以數十萬計，衣食所迫，奸盜由之，不可不防。乞命兩京賢能大臣循行天下，考核政事得失，黜罷不才官吏，詢究軍民利病，切斷官吏利益，罷害興利。
看看，大家不是不明白，想要去改變，首先在朝堂之上，當初朱見深得奏後也遂命刑部左侍郎曾翬往浙江，戶部左侍郎原傑往河南，右副都禦史滕昭往福建，南京右僉都禦史吳琛往四川，南京大理寺卿夏時正往江西，大理寺少卿宋旻往大名等府，待秋成無事之後回京具奏。南北直隸、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荊襄、兩廣、貴州俱有巡撫都禦史，而雲南多係土官，均不必遣使。
這種不痛不癢的遣使根本就是做做樣子，事情到了現在，已經成為了固定慣例，考核政事得失，黜罷不才官吏，誰去做這樣的惡人，弄不好誰碰誰死。
明朝在建國之初,就設立了特殊戶籍——灶籍,灶戶是一個特殊群體。
由於灶戶身份的特殊性,在不同時期,灶戶的生存狀態呈現出不同的變化。明初,兩淮灶戶在明政府的嚴密控製下,於鹽場中進行強製性勞役,活動範圍受到嚴格限製,社會地位低下,收入微薄,生存狀態艱辛窘迫。
明中期後,由於收入水平急劇惡化、有司不斷勾擾、鹽場秩序陷入混亂、大量灶戶失去生產資料等原因,兩淮灶戶的生存狀態進一步惡化。大量灶戶為了生存不得不選擇逃亡或私煎私販,從而導致兩淮私鹽泛濫,鹽課征收困難,進而影響朝廷財政收入。迫於壓力,朝廷不得不采取措施以圖緩解鹽政危機,但收效甚微。這一時期隨著明代社會經濟的發展,賦役折銀成為趨勢,加之灶戶的逃亡與私販成風,朝廷在壓力下最終進行鹽政變革,不斷調整餘鹽政策,最終在萬曆末實現兩淮灶課改折。
現在是成化年間，正是大批灶戶逃亡或私煎私販成風，每一個“小團體”後麵就是一位朝廷大佬，這些各級官員把持各自的“要道”從中盤剝，把生產第一線的灶戶們弄的無利可圖，連生存成了問題。
成化年間私鹽盛行，那麼灶戶為什麼會賺不到銀呢？雖然自明洪武年間開始，就沿襲元製，奉行“買補餘鹽”之製，即完成製鹽正課以外，多產的“餘鹽”也會由官方用相應的生活物資來交換。
但隨著“占窩”現象的日益盛行，商人在購買高價“存積鹽”之下，其售賣的價格自然也不會低，所以民間的食鹽價格自然也就有了相應的提升，那麼也就相當於這些“灶戶”手中的“餘鹽”是有機會賣出更高的價格才對。
並且，明朝鹽場也並非一個，乃是分布在全國各地，故而也就有相當一部分身處偏遠地區的“灶戶”憑借著“天高皇帝遠”的優勢將餘鹽私賣給鹽販或者鹽梟。然後這些鹽販再假冒官印售賣。這種鹽便是“私鹽”。
官鹽賣不出去，百姓明顯更青睞於價格更為低廉的“私鹽”，即便朝廷一再增強對私鹽的打擊力度，但終究無濟於事，隻能治標而不能治本。明朝鹽政體係也不是沒有改過，還拿明仁宗朱高熾的那個例子來講吧，降低了“官鹽”的價格，之後到了明代宗朱祁鈺執政時期，還曾將“存積增至六分”，顧名思義，就是調整了“常股鹽”跟“存積鹽”的比例。。
從明太祖朱元璋執政初期，“即立鹽法，置局設官，令商人販鬻”，製定了一係列的食鹽專營舉措。但問題是明朝的食鹽“開中法”規定，食鹽“八分給守支商，曰常股，二分收貯於官，曰存積，遇邊警，始召商中納”，也就是說，明初鹽場的鹽會有80％作為提供給商賈交易的鹽，同時還會有20％用作於官方戰略儲備。
顧名思義，就是由官方掌管，專門用來跟商人交換軍需物資的鹽，所以，受“倉儲”成本等諸多因素的限製，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常股者價輕，中存積者價重”，也就是“存積鹽”的價格要更高一點。
按常理來講，商人為了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勢必會選擇價格相對優惠的“常股鹽”，然後將其流入市場，這個沒錯吧？可事實上，卻儼然是呈現出一種商賈“爭趨存積”的現象。
其原因就正是因為普通商戶用鹽引兌換“常股鹽”所需要的時間太久了，甚至還有“祖孫相代不得者”，明擺著就是有特權階層從中作梗，憑借“特權”插隊，也就是所謂的“占窩”現象。刻意營造出一種“常股鹽”滯銷的現象。然後這些特權階層再通過向統治者奏討“殘鹽”的形式獲得鹽引，繼而高價出售給商人，“賣窩罔利”。如此一來，普通商戶苦等多年，卻求而不得。那麼苦求“常股鹽”而不得的商人除了兌換價格更高的“存積鹽”以及購買特權階層手中的“常股鹽”鹽引以外，又還有什麼辦法呢？辦法自然也有，就是購買“私鹽”。
現在明白了什麼是“常股鹽”，什麼是“存積鹽”，什麼是“占窩”，什麼是私鹽。
章子俊很明白，有人故意提高產地鹽價，一方麵是因為皇室宗親、官員等特權階層為了謀利而刻意占窩，繼而“賣窩謀利”，破壞了明朝的鹽政製度，使得官鹽滯銷，而商戶又不願意買高價鹽，自然便會想方設法的買一些“低價鹽”，即“灶戶”手中的“餘鹽”。
正因為此，整個揚州交易的全是“私鹽”。而官鹽的價格卻高的離譜，劉文、劉翊把持著官鹽的定價，從側麵讓灶戶們去製作私鹽，反正大家吃的鹽很便宜，隻要百姓不鬨，官府不究，劉文低價買進這些私鹽，充作官鹽高價賣出，在這個中間原本最受益的變成了最受傷就是灶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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