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初，劉岩和幾個同學，創辦了一份後來轟動燕大校園的經濟學刊物，叫《學友經濟》。
學友經濟社團成立的主要宗旨，就是為華國的市場化經濟改革、未來的經濟發展獻計獻策，儘一個經濟學人之力。
刊物發展最鼎盛的時期，當年全年級就有六十多人次在《學友經濟》上發表文章，大有偉人曾經在詩中所描寫的場景：指點江山，激揚文字。
在這份刊物上，77、78級學生經常因為不同的觀點和見解，與75、76級工農兵學員爭執不休。
每當戰端一開，燕大三角地的宣傳欄，就儼然成為了硝煙彌漫的主戰場。
這樣的爭端，一直延續到1980年春節前。
75、76級的工農兵學員，從1979年春節前開始陸續畢業。直到1980年春節前，儘數離開了大學校園。
從此，工農兵學員成為了那個曆史年代的一段往事、回憶和句號。
在劉岩前世的記憶中，已經沒有多少人知道，在華國大學的曆史上，曾經有過工農兵學員這麼一代特殊的大學生群體。
隨著1979年夏天79級大學生的入學，華國大地上的每一個校園，終於形成了相對統一的思想。
……
在燕京大學四年的日子裡，大學生吸取和補充的不僅僅是知識，更多的是機會的把握和理念的樹立。
77年高考剛剛恢複的時候，人們的腦子裡還有很多十年裡灌輸的東西，需要經過長時間的洗滌。
而燕京大學，正是這個清洗過程的開始。
說實話，很多燕大經濟係的同學，入學快一個月了，仍然心懷重重困惑、疑慮和不解：
什麼是經濟學？什麼是政治經濟學？
包括劉岩和範麗莉，時常是一腦袋的懵懂。
當時，很多學科沒有正式的課本，隻是油印的講義，或與75、76級工農兵學員用的是相同的課本。
剛走進校門的那一刻，每一個77級的大學生，心裡都有一個遠大理想和抱負，那就是：
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受苦受難人民，等著我們去解放。
直到後來才逐漸發現，事實並非如此。
原來，我們國家和世界上很多先進和發達的國家相比，差距非常之大。
從1978年春節後入校，一直到1982年春節前畢業，77級的大學生和整個社會一起，不停地感受著思想解放、體製改革、理想重建的新舊觀念衝擊。
師生之間、學生之間，經常為了一個問題和一個觀點，爭的麵紅耳赤、不可開交。
比如，在改革中，農村是否應該包產到戶？
能否辦私人企業？私企可否雇工？
雇工算不算剝削？雇用多少人算剝削？
怎麼能夠創造更多的財富？
怎麼才能滿足人們的生活？
並由此分化出更多的問題：
企業怎麼決定生產？應不應該有利潤？
農村包產到戶的理論依據是什麼？
人民公社為什麼不能解決農村的根本問題等等。
在每一晚熄燈後的長夜裡，同學們躺在床上，任然會為這些問題，在宿舍裡爭論不休。
就拿劉岩他們六個人來說，好不容易抽出時間聚會一次，每個人也會為了不同的觀點和見解，吵得天翻地覆，不歡而散。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是以公有製為基礎，怎麼能允許私有製企業？”
“農村包產到戶，豈不是走回頭路嗎？像劉大爺那樣的貧下中農，今後怎麼辦？”
“私有製企業的老板不就是資本家嗎？工人不是又要受到剝削嗎？”
“源平竹器廠算是什麼性質的企業？”
……
甚至在劉岩和範麗莉之間，也時常會因為不同的看法，鬨得兩個人幾天相互不說一句話。
關於農村包產到戶的話題，在77級整個上學期間，都在艱難地前行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