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無善惡論者，人對於享受仁義，追求更好生活與更公平正義是天然的。這就是道。問題出在對仁義的追求無法滿足以及個人仁義之間的衝突。
現實中，仁義的享受可能並不能實現，一方麵是仁義的實現有外物的困難，另一方，你的仁可能不一定符合我的仁，人與人之間也會衝突。
“彆說這麼好聽，人人都享受仁義，你覺得現實嗎，如果是為了人人享受仁義，王安石為什麼成了國賊，其變革淪為官富民貧朝廷的財政緊張也沒什麼改變？肥了新黨蔡京之流罷了”吏部侍郎之前小閣老的跟班趕緊挑撥到。
“前提是前提，目的是目的，手段是手段，結論是結論。不要來混淆這些概念”宋應昌提了提語氣。
王安石哲學行事的前提是性無善惡論，這一點在其《三經新義》裡寫得相當清楚。
心無善惡，善惡為後天所定也。
但王安石做事是割裂的，因為為國斂財其實是實現仁義的條件，實現仁義才是為國斂財的目的。王安石最大的問題是錯把手段當目的。
以為隻要為國斂財，大宋有了錢，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百姓的仁義也能改善。
實際上是大宋有了錢，這個錢留在戶部也好，留在內帑也吧，最後都隻會被經手的官員貪墨掉。
試想一下，性無善惡，但追求仁義之心是不變的。這裡麵主要是追求自身對仁義的享受之心是第一位的。
如果有一大筆銀子就在身邊，誰能忍得住誘惑呢？
所以王安石變法，寄希望於收上錢來後再行仁義，從人性上就行不通。因為錢在收上來的過程中就已經被貪墨得所剩無幾了。等收上來後，掌握錢糧的未必舍得使用。
正確的做法是一邊征收錢糧，一邊行仁義。使得增收的錢糧與所行仁義所需的耗費相當。
這樣，朝廷重臣能夠看到收上來的數字，卻見不到太多收上來的餘錢，自然有動力去監督下屬有沒有落實仁義。
畢竟自己地位更高都沒先享受仁義。克己複禮，先滿足百姓的仁義。
王安石其實注意到了這一點，所以終其一生克己複禮，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這才享有王荊公，舒王的美譽。
然而，割裂手段與目的的結果是天下隻有一個王安石。其手下人可未必都能克己複禮。導致大量的人躲在道德楷模王安石的庇護下結黨營私。
也因而，新黨再王安石去世後徹底腐化墮落，新法的執行也各種被歪曲扭轉。
除此方法論上割裂手段與目的之外，王安石在哲學核心上的漏洞更是大得驚人。
新黨既然已經拋棄是舊黨天下之財有定數，肯定了財富的增長變動。其內核就是表明我們可以建設一個更好的世界，而世界也必然變得更好。區彆在於不由舊黨實現就由新黨實現。不由大宋實現就由後續的某一王朝實現。
世界最終會選擇最能實現其價值的朝廷與官僚。
防杠申明，彆急著捍衛天下之財有定數，如果支持這個，請想象一下如果你們回到三國魏晉南北朝或者五代十國這類人口稀少的戰亂時代，你們到底能不能享受到最多的財富。
信這個的一定是不生孩子或者最多生一個的，否則就是故意禍國殃民，稀釋朝廷的人均財富。
天下之財有定數，不過是給曆來屠城暴政洗白的說辭而已，到今天，如果我大明的進士學子還信，未免顯得科舉過於兒戲。
回到主題。王安石既然相信未來一個美好的世界必然實現，那麼就應該相信這個必然世界絕對不依賴於王安石一人而實現，因王安石一人而墮落。
因此，如果王安石堅定的相信必然世界的到來，那麼其就不應該大權獨攬，以一人之心奪千萬人之心。以一人之力行千萬人之力。
王安石罷黜三司，其本質是其內心拋棄了必然世界到來的信念，使得整個世界的維持必須依賴於王安石個人的努力。
這就是為什麼王安石一倒，新法已然就名存實亡的根源。因為在王安石的一人之下，大家不被信任，也難以成長，王安石奔波變法卻難於監管，好多人也都忙著貪汙受賄，從中漁利。這也是後來倒王時，其很多正直的親密朋友、下屬、甚至學生都不惜調轉槍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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