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軍級野戰醫院負責人的拉雷醫生清楚，那些受重傷的人，如果能在受傷之後的一小時內接受手術，將有很大的生存機會，因此他認為“那些受到重傷的人必須首先得到照顧”。
在思索片刻，並征詢了督政府同僚與部長們的意見之後，安德魯隨即以第一執政官的身份，向戰地總醫院的負責人佩爾西上校，轉發了拉雷軍醫官的“分診”建議。
很多時候，穿越者懷疑佩爾西與拉雷二人屬於“八字不合，天命相克”，一件小事都能鬨得水火不容。不過，一貫惜才的執政官又不願意處罰兩人中的任何一個，於是他自己就充當了中間人。
回到拉雷軍醫官的建議上，安德魯也強調在同等狀況下，己方受傷官兵的優先救治原則。
另一方麵，在佩爾西總軍醫官要求下，安德魯否決了拉雷要求所有重傷員必須在1小時內實施手術的建議。因為這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根本做不到，即便是修訂過後的3到5小時，也是勉為其難。
此外在安德魯看來，戰壕裡的糟糕環境，根本達不到實施手術的基本消毒標準，容易造成一次次的醫療災難。
當年，安德魯率部遠征加泰羅尼亞期間，有數據統計證實，在非消毒環境下匆忙接受外科手術的官兵，其未來兩周內的存活率僅有30到40左右其他戰場存活率更低），可傷員一旦轉運到環境較好的野戰醫院實施手術，其存活率將提升到70到80。
不同於野戰醫院的流動性質，坐落於科布倫茨的後方綜合醫院建於1795年6月，是依照安德魯執政官的命令建造的，是一所集醫療、教學、科研於一體的大型綜合性醫院，科布倫茨綜合醫院也是巴黎、斯特拉斯堡、裡爾、梅斯和蘭斯醫學院的重點實習基地。
事實上，科布倫茨戰區總醫院就是法蘭西醫學院巴黎第一附屬醫院的一個翻版，包括外科、內科、骨科、康複醫療、藥劑科、麻醉科、皮膚科、口腔科與五官科，甚至連普惠隨軍家屬及周邊居民的急診科、婦產科、小兒科等，都應有儘有。
在建造格局上，總醫院的所有房屋都是兩邊開窗，便於通風。而且醫院內外、病房與手術室的衛生消毒也是嚴格實施。
與後方綜合醫院不同，野戰醫院的性質決定了它屬於一座流動的“帳篷醫院”。
得益於標準化的實施，野戰醫院的建設非常快，一般隻需要一天時間，它的所有東西都是裝在一個個箱子裡麵，功能以每個箱子的顏色進行區分，綠色箱子代表門診部，紅色箱子代表住院部，黃色箱子代表手術室。
至於上述物件的運輸工具，除了傳統的大帆布馬車，如今更多的，則是在萊茵河及其眾多支流，暢通無阻的蒸汽運輸船。
野戰醫院的內部講究衛生、穿戴，房間很少雜亂無章，從整齊排列的病床看的確能說明這點。一列病床有分隔的標記，表明是將病患者根據病情的輕重程度分類。
至於病室大都寬敞明亮，空氣流通，數量多卻整整齊齊的病床分列兩旁。室中間放置一桌一椅，供護士記錄或操作時用。
當然，如果前線的戰事過於頻繁，必然會導致野戰醫院為了及時搶救更多傷員，不得不越來越靠近戰場，導致醫院的內外環境大打折扣。
1792年，對外戰爭爆發時，法國軍隊約有內科醫生、外科醫生、藥劑師和醫療助手4乾名。其中約有8百名是外科醫生。
然而，他們的作用是有限的，水平也不高，隨軍外科醫生抱怨藥品、繃帶和床位的缺乏。戰爭的頭18個月，法軍在戰場上損失了600多名醫生，另外還有很多失蹤在革命動亂中。
到1793年上半年，軍隊已擁有大約2750名內外科醫生。但因為同年晚些時候軍隊規模的迅速擴展，救國委員會於8月頒布了一項法令，規定所有18至40歲的內外科醫生、醫學生和藥劑師都在服兵役範圍內。而這一規定，延續到了安德魯與督政府時期。
隻是在1793年年底，國民公會忽然關閉了法國所有大學、學院和專科院校，也包括18個醫學院和15個外科專科學校，因此阻礙了對更多軍隊醫務人員的培養。
與此同時，為了隨時有可替換的醫生群體，國民公會在關閉醫學院的同時，又特彆批準在斯特拉斯堡、裡爾、梅斯和土倫的軍事醫院裡培訓助理外科醫師。其顯然不會產生多少新醫生。
相反的，任何對醫學稍有了解的人都會被任命為軍隊外科醫生，到1793年底，共和國軍隊的醫生人數上升至4乾人。雖說醫學能力堪憂，好在這些軍醫官的實踐機會多，隻要自己不太笨或從內心抗拒，在經曆多次失敗的手術後，也能勉強成為一名軍醫。
等到熱月政變，尤其是安德魯執政開始，法國在1795年時，不僅重新恢複了18個醫學院和15個外科專科學校，還在斯特拉斯堡、巴黎和蒙彼利埃設立三所國立衛生學校，三校每年可以培養七八百名醫學生，主要以內科和護理為主。
在1796年的德意誌戰爭重新開始之際，儘管熟練度還有待提高，服務於七十萬法國軍隊中的醫務人員，包括內外科醫生、助理外科醫師、藥劑師與職業護士，數量已經達到了可觀的9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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