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南人黨分為兩種意見，一是以柳成龍為首的黨人，他們對於“播遷”以及“內附”之事堅決反對。
柳成龍提出兩點反對意見：一方麵柳成龍認為“今東北諸道如故，湖南(畿湖南部)忠義之士不日奮起”；另一方麵認為“君雖從死於道路，不過為婦寺之忠。此言一出，人心瓦解，誰能收拾？”
他說這話是為何？是因為此時南人黨成員金誠已在組織義軍活動，同樣出身南人黨的李舜臣在海戰中取得了不小的勝利，因此一旦“內附”，民心、將心渙散，便再無複國可能。
此外，出於私心，柳成龍也想保住南人黨的戰績，以便在接下來的黨爭中掌握主動權和發言權。所以，作為南人黨成員的柳成龍才會指責李恒福“何為輕發棄國之論乎？”
彼時孤立無援的李恒福顯然無法與之抗衡，隻得退後不語。
南人黨中的第二種意見，便是以李德馨為代表，讚同“播遷”而對“內附”之事持中立態度的黨人。
南人黨成員李德馨主張向鹹興方向播遷，他認為“今封疆以蹙，隻有鹹鏡一道而已，鹹興府兵多糧廣，足以據守”。
但西人黨成員尹鬥壽反對播遷此地，尹鬥壽對此提出三點理由：“自上不欲守此城，則退住之處，隻有三件。急往寧邊，繕修器械，召集江邊士兵以守之，事急則向義州，赴訴天朝，以明仍賊入寇之說，上也；
遠向江界，集諸郡之兵，嬰城固守，則可至一二月，事急則江界下遊即鴨綠江也，乘船以下，乃上國寬甸堡，二也；
鹹興形勢，臣所備諳。城大而地，四麵無險，欲召士兵，則北路必乘虛入寇，欲向南道，則道路險絕，未易等過，賊踵其後，必成圍困，此決不可行也。”
尹鬥壽曾擔任過平安監司，而平安道與鹹鏡道相鄰，對於地方官員來說，尹鬥壽對此地地形十分了解。因此他在分析鹹鏡道鹹興的地形之時，有理有據，且十分具有說服力。
不止尹鬥壽，同屬西人黨的鄭澈也堅決反對播遷和內附，當李昖問及鄭澈江界的情況之時，鄭澈回答：“小臣新自江界來，此是窮邊苦寒之地，風土極惡，糧道難繼”，尹鬥壽讚同鄭澈此言，認為播遷江界後將“無以號令”。
不過，在識破李昖和李恒福的謀劃以及參考嚴重的戰爭形勢後，尹鬥壽一改前態。他提出可往江界與寧邊，表麵上消除了李昖的疑慮，暫時性地滿足李昖去遼東內附的願望，但實際上卻仍然是滿足西人黨利益之舉。
原因在於江界和寧邊均為平安北道的城市，尹鬥壽曾在此積累了不錯的實力，同時江界也曾是西人黨領袖鄭澈的流放之地。因此，此地為西人黨勢力優勢區。
寧邊的地理位置十分優越，一來其與鹹興之間有通行的道路，越過寧邊，便可到達鹹鏡北道，於是便使持不同意見的大臣再無反對的理由。
同時鹹興可通往義州，又滿足了李昖欲渡遼內附的願望。而後播遷地點選定為寧邊，這實際上契合了西人黨的戰爭策略。
當月初八，倭寇入侵大同江，十一，李昖離開平壤，向寧邊進發。同日到達肅川，再次日到達安州，又次日到達了寧邊。到達寧邊後，君臣開始討論今後的戰爭戰略問題。
此時有三種方案：死守平壤、往遼東內附、抵達江界進而向鹹鏡道方向繼續播遷。值得注意的是，此時隻有西人黨成員與李昖進行君臣抗爭，因為此前南人黨成員柳成龍在接待大明來使，並未能參加此次討論。
於是在朝堂之上西人黨一黨獨大，獨立與李昖進行諫爭。尹鬥壽此前被派遣留駐平壤，西人黨成員十分信任尹鬥壽，因而在此次君臣諫諍中，西人黨全體成員均不再讚成渡遼內附，全部主張等待平壤消息，表示如若平壤失陷，則出奔北道繼續播遷。
西人黨鄭澈對於尹鬥壽十分有信心，曾表示“臨近則賊為主，我為客，平壤則我為主，賊為客矣”，認為平壤可守。鄭澈以為平壤尚且可守，即使平壤失守，國家依舊有存身之地。為此，鄭澈重提先前被自己否定的播遷之地江界，以此來表示對於內附的反對。
西人黨成員崔興源同樣認為“賊勢若挫，則北道可往”，同時崔興源提出了如若內附的幾點顧慮：一是宗廟社稷無處安放；二是如若大明不接受而同時遭受倭寇夾擊，朝鮮定會無法應對；三是“遼東人心艱險”。
此時李昖數次與大臣展開辯論，但僅李昖與李恒福讚成渡遼內附，李昖曾直言“與其死於賊手，毋寧死於父母之國”，甚至不惜提及安南國舊事。
李昖認為“赴遼，非但避難。安南國嘗亡其國，自為入朝，天朝發兵送之，安南國得以複國”。所以在他看來，一來大明“撫藩字小”，肯定不會置朝鮮於不顧，其次此行不專為內附，還與請兵相聯係。
最終結果便是李昖一行奔向義州為赴遼準備，世子光海君則往江界，進而抵達鹹鏡北道。此議一出，李昖便拋棄了反對內附的官員，令領議政崔興源等與光海君一同侍奉宗廟於北道。
及至此時，朝鮮朝廷仍是西人、南人兩黨的天下，北人黨因為李山海被罷暫時蟄伏，而當他在柳成龍執政陷入麻煩之時回歸，重新帶來的北人黨卻又隱隱已經有了“大北”與“小北”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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