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69章劍指東瀛(卅七)黨爭內情
為什麼當李昖發現必須給顧養謙或者說顧養謙背後的某位大人物交待之時不挑彆人，偏偏就挑中李山海？
因為兩點：一是顧養謙信中點名批評了好幾位朝鮮大臣，幾乎各個派係都有，但卻偏偏漏了李山海和以他為代表的北人黨要員；
二是李昖本人對北人黨有他自己的判斷，那就是北人黨的凝聚力不強，即便如今把李山海推出來，也不用太擔心北人黨一家獨大，他們內部分裂的可能性相當高。
第一點是客觀事實，李昖雖然不確定根源是什麼，但大致能猜到一些，無非就是顧養謙或者說顧養謙身後那位大人物認為李山海傾向內附，有助於某些事情的推進。
第二點目前而言應該說是猜測成分居多，但李昖對自己的判斷很有信心。這信心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他這麼多年來居高臨下觀察和掌控朝鮮黨爭得來的結論。
朝鮮黨爭由來已久，不過太遠的就沒必要細論了，就說李昖這一朝。他這一朝的黨爭始於宣祖八年(注：我知道“宣祖八年”是後世的說法，但朝鮮的國王在世時應該怎麼稱呼年號我真沒查到，讀者諸君姑且將就一下吧。)，當時圍繞吏曹銓郎一職，士林內部又開始分化，逐漸形成了以金孝元為首的後輩士林以及與沈義謙為首的前輩士林。
金孝元居住在漢陽城東的乾川坊，於是以金孝元為首的後輩士林被稱為東人黨，而沈義謙居住在西邊的貞陵洞，因而以沈義謙為首的前輩士林被稱之為西人黨。
西人黨多為李珥及曹植的門人，屬於畿湖勢力；東人黨由李滉及徐敬德的再傳弟子為核心的嶺南勢力構成。
宣祖八年，朝鮮政局發生了變動，東西兩黨對峙的局麵最終形成。而正巧在壬辰倭亂發生前，“鄭汝立謀反事件”和“辛卯年世子冊封事件”又成為了東人黨分化的契機。
鄭汝立受李珥引薦進入朝堂，萬曆十二年(宣祖十七年)一月十六日，李珥去世。鄭汝立由西人黨逐漸向東人黨靠攏。
鄭汝立被推舉為弘文修撰後曾“入對經筵，詆斥樸淳為奸邪魁首，李珥為誤國小人，成渾黨奸陳疏，欺罔君父”。朝鮮義州牧使徐益曾書“臣伏聞鄭汝立於筵中進攻李珥，遂及樸淳、鄭澈……此事他人可也，汝立不可也”，因為“汝立本李珥門下士也”。
換句話說，這鄭汝立乾了一件好比原曆史上大明張居正時期出現的“門生彈劾恩師”事件，也就是劉台以《懇乞聖明節輔臣權勢疏》彈劾張居正同樣的性質。而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鄭汝立這件事影響更壞。
曆史上劉台彈劾張居正，主要出發點是他認為張居正作為輔臣權力太大，作威作福，蔑視祖宗成法；鄭汝立則幾乎是人身攻擊，直接開口罵恩師是小人，而且欺君罔上。這兩者之間的性質顯然還是有區彆的。
由於朝鮮的政治體製幾乎照搬大明，所官場風俗也類似，“欺師滅祖”那可是大逆不道之罪，性質等同於“謀反”。於是鄭汝立毫無疑問就被罷官歸鄉，“而潑等相繼伸救，每擬三司之望，上終不用，雖外官亦不落點，汝立忿恚愈甚”。
這幾句話是說李潑等東人黨人士雖為汝立發聲，但鄭汝立終究未能為官。歸鄉之後的鄭汝立廣泛結交各個階層人士，創立了大同禊——咦，這個劇情是不是又有點像顧憲成罷官講學而形成東林黨？還真是世間從無新鮮事。
隨後“黃海道觀察使韓維、載寧郡郡守樸忠侃、安嶽郡守李軸、信川郡守韓應寅等上變書言：‘前修撰鄭汝立謀叛’”。
樸忠侃、李軸、韓應寅均為西人黨，西人黨抓住了“鄭汝立謀反事件”向東人黨施加壓力。生員梁千會曾上疏發表“論鄭賊與朝紳密交某某雲，乃李潑、李潔、金宇顒、白惟讓、鄭彥信、崔永慶等也”的言論，結果崔永慶被誣陷而慘死獄中。
鄭汝立謀反事件之後，西人黨在鄭澈的帶領下勢力達到極盛。日後在東人黨的分化中，鄭澈打壓東人黨的行為，以及崔永慶慘死之事，更是加速了東人黨分化。
到了宣祖二十四年(萬曆十九年)，柳成龍與鄭澈商議世子冊立問題，當時李昖的大妃懿仁王後樸氏並無所出，李昖偏愛與仁嬪金氏所生的信城君。
此時，李山海的兒子李慶全收買了信誠君的舅舅金公諒。金公諒誣告鄭澈擾亂後宮，陷害王子。信誠君之母金嬪為了保護信誠君，果斷背叛了鄭澈以及西人黨。此後鄭澈果真在經筵之中提議立世子，李昖頓時大怒，當麵訓斥鄭澈，而彼時李山海對一切了若指掌。
以此為契機，東人黨開始批判鄭澈，同時為“鄭汝立謀反事件”中被下獄致死的崔永慶伸冤。就這樣，鄭澈被罷職，先後被流放到明川、晉州、江界等地。再後來，就如何處置鄭澈以及西人黨的問題，東人黨便分化了。
世子冊封事件後，鄭汝立謀反事件中崔永慶慘死獄中之事再次被提及，兩件事疊加，最終導致東人黨出現分化，形成了主張僅驅逐鄭澈、肯定他黨存在的南人黨，以及主張將西人黨全部驅逐、具有排他性的北人黨。
由此，朝鮮曆來的黨爭傳統使得政治生態不斷惡化，朝堂之事事無大小均會成為政黨間彼此攻擊的舞台。而隨著壬辰倭亂爆發，國家外患滋生，可黨爭在朝堂之上並未停息，隻不過此時黨爭的焦點轉移到了宣祖“播遷”和渡遼“內附”的問題上。
兩種關乎王朝命運走向的主張，與此時的黨爭糾纏在一起，盤根錯節。這其中的爭端過程前文已經說明，此處不再贅述，但需要補充一下三黨態度之所以不同的根源所在。
當時局麵危急，隨著播遷地點不斷變化和對內附事件的爭論，一時間激起了各個黨派的鬥誌。此時對於遼東內附事件爭論的落腳點便在播遷地點的選擇上，因為播遷地點以及播遷方向的選擇，直接關係到宣祖是否有渡遼內附的可能性。
之前說過，最早提出去遼東內附建議的是李恒福，但當時李恒福屬於無黨派官員，他是直到光海君當政時期才逐漸成為西人黨領袖的。而在臨津江防禦失敗的消息傳入朝堂後，渡遼內附問題再次被提及。
彼時廷臣皆言：“欲渡鴨綠，則一渡之後，無複可為。”顯然對於內附還是心存抵觸者居多，然而麵對嚴峻的戰爭形勢，李昖不得不迅速召集廷臣商議。
此時黨派攻訐的焦點在播遷地點的選定上。播遷地點的選擇與遼東內附關係密切，因為通往明朝遼東地區最近的便是義州地區，播遷義州，便代表廷臣對此舉已無爭論。李昖和各黨重要人士對於播遷地點提出了如下想法：
李昖和李恒福認為，如若渡遼內附計劃確定，那最好的播遷地點便是與明朝遼東地區一水之隔的義州地帶。
當李昖一行人馬出發前往東坡館之時，曾詢問都承旨李恒福，李恒福認為“可且駐駕義州，若勢窮力屈，八路俱陷，則便可赴訴天朝”，李昖對於李恒福提出的由義州內附之事表示讚同，甚至在柳成龍等人攻擊李恒福時，他親自出麵維護李恒福，公開表示“內附本寓意也”——這是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