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點是有據可考的，例如鄭和在第七次下西洋之時，曾經碑記載他對於七下西洋動的目的：“若海外諸番，實為遐壤，皆捧琮贄，重洋來朝。皇上嘉其忠誠，命和等統率官校綺軍數萬人，乘巨舶百餘艘，齎幣往賚之，所以宣德化柔遠人也”。
但很顯然，這個說法隻是明麵上的，真正要看清鄭和下西洋背後的深層次原因，就不得不從永樂朝時期的國內國際形勢談起。
首先要說下永樂時期作出的幾樁大事所需的開支問題。
朱棣繼位之初，除了安定國內人，穩固統治基礎外，邊境也麵臨著棘的問題，北的北元蒙古殘餘勢力依然強大，不時地侵襲國境，南交趾郡也有脫離明朝統治的想法。
於是，為了進步彰顯自的正統性，永樂三年永樂年，朱棣先後五次親征蒙古，每次都出動多萬兵馬。
此外，又派成國公朱能、英國公張輔四次南征安南；著遷都北京，征調匠、民夫上百萬人擴建修建紫禁城，大修武當，尊崇真武大帝等等。
這些都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這些錢糧麵來源於國庫，另麵則來源於皇帝的內庫，沒有夠的收來源是法有效支撐這些政績的。
其次建造維護龐大的鄭和船隊也需要極大的財力支撐和消耗。要想完成次下西洋的動，朝廷必須為此付出巨額的財力支出，這又體現在以下幾點：
是在船隻建造支出麵。鄭和下西洋所選的遠洋航船，其載重量為“五千料”——好家夥，京華的二級戰列艦如“東昌”號都隻有4000料，卻已然是東亞海上的巨無霸了，那麼五千料是什麼概念？那是京華還在研究定型階段的一級戰列艦的預計噸位。
鄭和船隊每次往往由六七艘同類型的船隻組成，再加上匠人員支出、材運輸成本等，建造支遠洋船隊的成本可謂是天文數字。
當然，因為京華純軍艦的造價其實遠高於民船，所以寶船的單艦成本還是比京華軍艦要低很多的。這裡的造價差異之中有一個最大的原因在於京華軍艦上價格高昂的火炮非常多，所以主要是火炮大大拉高了造價。
另外，造寶船用工多是軍匠，給工錢自然比高務實名下的商業造船廠低；造寶船的木材很多事直接在軍屯地砍伐，成本約等於隻要運費，也比高務實拿到的低得多。
但即便如此，羅登懋著《三寶太監西洋記演義》仍然這樣寫道“這個船數多，製作細、讚大，須是支動天下三省錢糧來，才夠”。
所以高務實現在的船能賣這麼貴，一來是成本的確比朱棣高得多，二來是海貿的利益的確太大，參與海貿的豪強巨富並不怕成本高點。
是采購物資成本。鄭和下西洋雖然帶有“宣威海外”的重要使命，但是與海外各國做意采買貨物也是重要任務。為此，在船隊出發之前，朝廷必須大量采購瓷器、絲綢等貨物。
雖然朝廷並沒有通過市場議價的式進采購，往往采取低價采買的式盤剝各類匠——這也成為日後下西洋動被人詬病的重要誘因。但是，單單采購巨額貨物本身，就已經是筆巨大的開支。
三是對海外各國和隨船官兵的賞賜。在遠洋航中途中，鄭和遵照朝廷旨意，會對承認朝貢關係的屬國進封賞。如《奔堂彆集》就記載了永樂三年朝廷對占城國王的賞賜：
“賞賜占城國王黃金百兩，金五百兩。六年，賞賜黃金百兩，金五百兩，錦綺紗羅五匹，彩絹百匹。”
此外，由於海上航任務艱巨，時間總是長達數年，隨船官兵人員損耗較大。為了激勵將，在每次航歸國後，皇帝還要對船隊官兵進大規模的賞賜。如永樂九年就次性賜“鈔萬錠並彩幣等”。
根據《論鄭和下西洋》書中的考證，僅是低級船員，每人的賞賜就有10錠，以艦隊每次出數萬人的規模來計，光是銀兩賞賜就至少達到甚至可能超過30萬錠(一錠並非隻有一兩)。
從上述兩麵可以看出，在永樂時期，大明五征蒙古，四征交趾，疏通運河並大修北京城。這對於個剛剛經曆過“靖難”內戰的國家，其耗費是難以想象的。
推下西洋花費更是筆底洞，如果朱棣隻是個單純好大喜功的皇帝，那麼他的確可能做出下西洋這樣的炫富之舉。
但是，要考慮到下次西洋耗費的人力物力巨大，這樣花錢買麵的事情頂多也隻會兩次，不是在永樂朝連續下西洋六次之多——這已經不是好大喜功能解釋的了，隻能說除非朱棣是個神經病。
然而神奇的事情來了，據史料記載，雖然麵臨巨額開銷，再考慮到鄭和下西洋時“靖難之役”帶來的國內戰爭創傷尚未完全消除，可是終永樂一朝，大明朝廷的財政狀況居然都沒有惡化。
“永樂間，雖營建北京，南討交趾，北征沙漠，資未嘗乏。”——《明史·黃福傳》
這就奇哉怪也了，在國內財源沒有得到有效拓展的情況下，大明大肆花錢卻沒有出現財政危機？
很顯然，唯合理且可信的解釋，就是鄭和下西洋從事的貿易活動給大明帶來了巨額的經濟利益。正是這種經濟利益，維係了朱棣在位期間的巨額花費。
且據陸從東主編的《靜海滄桑》書初步核算，以鄭和下西洋為特征的明初海外貿易開放政策，給大明朝廷帶來的巨大財富至少是“白銀千餘萬兩，黃金三萬兩”。
這就是高務實認為的“獲利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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