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人黨”在安仁縣的機械局,就承擔造幣任務，後來就拆分出了造幣局。
人人都知道鑄幣稅,但其實鑄幣稅的量其實非常有限，票證的信用收益,遠遠超過鑄幣稅。
實際上為了接下來的戰爭,“勞人黨”的價格和經濟委員會,已經準備好了超發。
將領們的目光，幾乎一致盯著嶺南省的工業區。
然而王角不能如此,他算過一筆簡單的賬,拋開廣州不算，如果將嶺南省其它地區納入“勞人黨”的治理，並且按照“湘南模式”來社會改造,那麼理論上嶺南、江西、湖南三個省的稻穀總產量,很有可能在現在的貞觀朝,達到中央核心區的一半。
原本的水稻高產區湖北、江淮、江東，其中江淮省連續兩年多大災，而且現在人禍不斷，幾乎是砍掉了中央核心區水稻產量的百分之十五以上。
湖北的東北部地區同樣受災，到今年才重新恢複性生產，河南儘管是京畿地區，但是河南的東南地區同樣如此，並且因為是京畿地區，至今沒有恢複性生產，情況惡劣程度，比淮北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此一來，這筆賬就很清晰了，革命區的糧食產量肯定是伴隨著水稻的總產量增加而增加，帝國軍閥統治區的糧食產量，必然是伴隨著水稻總產量的減少而減少。
此消彼長之下，這是革命區的最大優勢。
也就是糧食出現了特殊階段的區域剩餘，這個剩餘，完全可以支撐一支龐大的革命軍隊去戰鬥。
這幾乎就是為數不多顯而易見的優勢。
所以當五個戰爭委員會副主席都在盯著工業區的時候，王角內心其實早就安排好了兩種可能。
不管是哪一種，優勢都是會在一年多最多兩年後顯現出來。
因為到了那個時候，帝國的軍閥們，不得不麵臨更大的糧食問題，海上貿易的大量運力，必然浪費在運送糧食上。
這時候，就是革命區的機會期，或者說轉折期。
不管武漢集團方麵的科技優勢，還是江東集團方麵的資本優勢，如果“勞人黨”是在南海邊陲地區的“獅駝嶺”，那自然是要麵臨遠遠超出的代差。
但湖南和江西，本質也是中央核心區，南昌和長沙，同樣都是帝國前列的大城市。
沒有形成絕對的代差，隻要不是一和零的關係，那麼不管敵人是十倍還是百倍，前期麵臨的困難有多大，堅持過去之後的革命優勢同樣就有多大。
敵我矛盾、敵我力量對比，不是一成不變的，肯定有起起伏伏，關鍵是如何扭轉這種對比，最終形成多數對少數，大多數對極少數。
有了這個判斷，王角在簽發動員令的同時，又再次發布了第二次“城市青年農村再就業”的號召書。
動員令之下，不可能人人都踴躍參軍的。
總有人怕死，總有人隻是嘴上喊喊不想真的扛槍，但對王角來說，這不要緊。
不去前線就去後方，對嘴上喊喊的人來說，這是極為樂於見到的，畢竟革命區有一個宣傳口號非常好，那就是“前線和後方，都是工作，都是戰鬥”。
有了這個口號，人的內心就有了台階和借口，原本不願意在農村吃的苦，這時候，也就願意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