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得其樂精裝！
世界先愛了我，我不能不愛它。隻記花開不記人，你在花裡，如花在風中。
我是怎樣和戲曲結緣的
有一位老朋友，三十多年不見，知道我在京劇院工作，很詫異，說“你本來是寫小說的，而且是有點‘洋’的，怎麼會寫起京劇來呢？”我來不及和他詳細解釋，隻是說“這並不矛盾。”
我們家鄉是個小縣城，沒有什麼娛樂。除了過節，到親戚家參加婚喪慶吊，便是看戲。小時候，隻要聽見哪裡鑼鼓響，總要鑽進去看一會兒。
我看過戲的地方很多，給我留下較深的印象的，是兩處。
一處是螺螄壩。壩下有一片空場子。刨出一些深坑，植上粗大的杉篙，鋪了木板，上麵蓋一個席頂，這便是戲台。壩前有幾家人家，織蘆席的，開茶爐的……門外都有相當寬綽的瓦棚。這些瓦棚裡的地麵用木板墊高了，擺上長凳，這便是“座”。——不就座的就都站在空地上仰著頭看。有一年請來一個比較整齊的戲班子。戲台上點了好幾盞雪亮的汽燈，燈光下隻見那些簇新的行頭，五顏六色，金光閃閃，煞是好看。除了《趙顏借壽》《八百八年》等開鑼吉祥戲，正戲都唱了些什麼，我已經模糊了。印象較真切的，是一出《小放牛》，一出《白水灘》。我喜歡《小放牛》的村姑的一身裝束，唱詞我也大部分能聽懂。像“我用手一指，東指西指，南指北指，楊柳樹上掛著一個大招牌……”“楊柳樹上掛著一個大招牌”，到現在我還認為寫得很美。這是一幅畫，了一個春風駘蕩的恬靜的意境。我常想，我自己的唱詞要是能寫得像這樣，我就滿足了。《白水灘》這出戲，我覺得彆具一種詩意，有一種淒涼的美。十一郎的扮相很美。我寫的《大淖記事》裡的十一子，和十一郎是有著某種潛在的聯係的。可以說，如果我小時候沒有看過《白水灘》，就寫不出後來的十一子。這個戲班裡唱青麵虎的花臉很能摔。他能接連摔好多個“踝子”。每摔一個，台下叫好。他就跳起來摘一個“紅封”揣進懷裡——台上橫拉了一根鐵絲，鐵絲上掛了好些包著紅紙的“封子”，內裝銅錢或銀角子。凡演員得一個“好”，就可以跳起來摘一封。另外還有一出，是《九更天》。演《九更天》那天，開戲前即將釘板豎在台口，還要由一個演員把一隻活雞拽釘在板上，以示鐵釘的鋒利。那是很恐怖的。但我對這出戲興趣不大，一個老頭兒，光著上身，抱了一隻釘板在台上滾來滾去，實在說不上美感。但是台下可“炸了窩”了！
另一處是泰山廟。泰山廟供著東嶽大帝。這東嶽大帝不是彆人，是《封神榜》裡的黃霓。東嶽大帝坐北朝南，大殿前有一片很大的磚坪，迎麵是一個戲台。戲台很高，台下可以走人。每逢東嶽大帝的生日——我記不清是幾月了，泰山廟都要唱戲。約的班子大都是裡下河的草台班子，沒有名角，行頭也很舊。旦角的水袖上常染著洋紅水的點子——這是演《殺子報》時的“彩”濺上去的。這些戲班，沒有什麼準綱準詞，常常由演員在台上隨意瞎扯。許多戲裡都無緣無故出來一個老頭，一個老太太，念幾句數板，而且總是那幾句
人老了，人老了，
人老先從哪塊老？
人老先從頭上老
白頭發多，黑頭發少。
人老了，人老了，
人老先從哪塊老？
人老先從牙齒老
吃不動的多，吃得動的少。
他們的京白、韻白都帶有很重的裡下河口音，而且很多戲裡都要跑雞毛報兩個差人，背了公文卷宗，在台上沒完沒了地亂跑一氣。裡下河的草台班子受徽戲影響很大，他們常唱《掃鬆下書》。這是一出冷戲，一到張廣才出來，台下觀眾就都到一邊喝豆腐腦去了。他們又受了海派戲的影響，什麼戲都可以來一段“五音聯彈”——“催戰馬，來到沙場，尊聲壯士把名揚……”他們每一“期”都要唱幾場《殺子報》。唱《殺子報》的那天，看戲是要加錢的，因為戲裡的聞（文？）太師要勾金臉。有人是專為看那張金臉才去的。演聞太師的花臉很高大，嗓音也響。他姓顏，觀眾就叫他顏大花臉。我有一天看見他在後台欄杆後麵，勾著臉——那天他勾的是包公，向台下水鍋的方向，大聲喊叫“xx！打洗臉水！”從他的洪亮的嗓音裡，我感覺到草台班子演員的辛酸和滿腹不平之氣。我一生也忘記不了。
我的大伯父有一架保存得很好的留聲機——我們那裡叫作“洋戲”，還有一櫃子同樣保存得很好的唱片。他有時要拿出來聽聽——大都是陰天下雨的時候。我一聽見留聲機響了，就悄悄地走進他的屋裡，聚精會神地坐著聽。他的唱片裡最使我感動的是程硯秋的《金鎖記》和楊小樓的《林衝夜奔》。幾聲小鑔，“啊哈！數儘更籌，聽殘銀漏……”楊小樓的高亢脆亮的嗓子，使我感到一種異樣的悲涼。
我父親是個多才多藝的人，他會畫畫，會刻圖章，還會弄樂器。他年輕時曾花了一筆錢到蘇州買了好些樂器，除了笙簫管笛、琵琶月琴，連嗩呐海笛都有，還有一把拉梆子戲的胡琴。他後來彆的樂器都不大玩了，隻是拉胡琴。他拉胡琴是“留學生”——跟著留聲機唱片拉。他拉，我就跟著學唱。我學會了《坐宮》《玉堂春·起解》《汾河灣》《霸王彆姬》……我是唱青衣的，年輕時嗓子很好。
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學一年級時，都唱。西南聯大的同學裡有一些“票友”，有幾位唱得很不錯的。我們有時在宿舍裡拉胡琴唱戲，有一位廣東同學，姓鄭，一聽見我唱，就罵“丟那媽！貓叫！”
大學二年級以後，我的興趣轉向唱昆曲。在陶重華等先生的倡導下，雲南大學成立了一個曲社，參加的都是雲大和聯大中文係的同學。我們於是“拍”開了曲子。教唱的主要是陶先生，吹笛的是雲大曆史係的張宗和先生。從《琵琶記·南浦》《拜月記·走雨》開蒙，陸續學會了《遊園驚夢》《拾畫叫畫》《哭像》《聞鈴》《掃花》《三醉》《思凡》《折柳陽關》《瑤台》《花報》……大都是生旦戲。偶爾也學兩出老生花臉戲，如《彈詞》《山門》《夜奔》……在曲社的基礎上，還時常舉行“同期”。參加“同期”的除同學外，還有校內校外的老師、前輩。常與“同期”的，有陶光（重華）。他是唱“冠生”的，《哭像》《聞鈴》均極佳，《三醉》曾受紅豆館主親傳，唱來尤其慷慨淋漓，植物分類學專家吳征鎰，他唱老生，氣大聲洪，能把《彈詞》的“九轉”一氣唱到底，還愛唱《瘋僧掃秦》；張宗和和他的夫人孫鳳竹常唱《折柳陽關》，極其細膩；生物係的教授崔芝蘭（女），她似乎每次都唱《西樓記》；哲學係教授沈有鼎，常唱《拾畫》，咬字講究，有些過分；數學係教授許寶騄，我的《刺虎》就是他親授的；我們的係主任羅莘田先生有時也來唱兩段；此外，還有當時任航空公司經理的查阜西先生，他興趣不在唱，而在研究樂律，常帶了他自製的十二平均律的鋼管笛子來為人伴奏；還有一位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童心猶在、風趣非常的老人許茹香，每“期”必到。許家是昆曲世家，他能戲極多，而且“能打各省鄉談”，蘇州話、揚州話、紹興話都說得很好。他唱的都是彆人不唱的戲，如《花判》《下山》。他甚至能唱《繡襦記》的《教歌》。還有一位衣履整潔的先生，我忘記他的姓名了。他愛唱《山門》。他是個聾子，唱起來隨時跑調，但是張宗和先生的笛子居然能隨著他一起“跑”！
參加了曲社，我除學了幾出昆曲，還酷愛上了吹笛——我原來就會吹一點。我常在月白風清之夜，坐在聯大“昆中北院”的一棵大槐樹暴出地麵的老樹根上，獨自吹笛，直至半夜。同學裡有人說“這家夥是個瘋子！”
抗戰勝利後，聯大分校北遷，大家各奔前程，曲社“同期”也就風流雲散了。
一九四九年以後，我就很少唱戲，也很少吹笛子了。
我寫京劇，純屬偶然。我在北京市文聯當了幾年編輯，心裡可一直想寫東西。那時寫東西必須“反映現實”，實際上是“寫政策”，必須“下去”，才有東西可寫。我整天看稿、編稿，下不去，也就寫不成，不免苦悶。那年正好是紀念世界名人吳敬梓，王亞平同誌跟我說“你下不去，就從《儒林外史》裡找一個題材編一個戲吧！”我聽從了他的建議，就改了一出《範進中舉》。這個劇本在文化局戲劇科的抽屜裡壓了很長時間，後來是王昆侖同誌發現，介紹給奚嘯伯演出了。這個戲還在北京市戲曲會演中得了劇本一等獎。
我當了右派，下放勞動，就是憑我寫過一個京劇劇本，經朋友活動，而調到北京京劇院裡來的。一晃，已經二十幾年了。人的遭遇，常常是不以自己的意誌為轉移的。
我參加戲曲工作，是有想法的。在一次齊燕銘同誌主持的座談會上，我曾經說“我搞京劇，是想來和京劇鬨一陣彆扭的。”簡單地說，我想把京劇變成“新文學”。更直截了當地說我想把現代思想和某些現代派的表現手法引進到京劇裡來。我認為中國的戲曲本來就和西方的現代派有某些相通之處。主要是戲劇觀。我認為中國戲曲的戲劇觀和布萊希特以後的各流派的戲劇觀比較接近。戲就是戲，不是生活。中國的古代戲曲有一些西方現代派的手法（比如《南天門》《乾坤福壽鏡》《打棍出箱》《一匹布》……），隻是發揮得不夠充分。我就是想讓它得到更多的發揮。我的《範進中舉》的最後一場就運用了一點心理分析。我刻畫了範進發瘋後的心理狀態，從他小時讀書、逃學、應考、不中、被奚落，直到中舉，做了主考，考彆人“我這個主考最公道，訂下章程有一條年未滿五十，一概都不要，本道不取嘴上無毛！……”我想把傳統和革新統一起來，或者照現在流行的話說在傳統與革新之間保持一種張力。
我說了這一番話，可以回答我在本文一開頭提到的那位闊彆三十多年的老朋友的疑問。
我寫京劇，也寫小說。或問你寫戲，對寫小說有好處嗎？我覺得至少有兩點。
一是想好了再寫。寫戲，得有個總體構思，要想好全劇，想好各場。各場人物的上下場，各場的唱念安排。我寫唱詞，即使一段長到二十句，我也是每一句都想得能夠成誦，才下筆的。這樣，這一段唱詞才是“整”的，有層次，有起伏，有跌宕，渾然一體，我不習慣於想一句寫一句。這樣的習慣也影響到我寫小說。我寫小說也是全篇、各段都想好，腹稿已具，幾乎能夠背出，然後凝神定氣，一氣嗬成。
前幾天，有幾位從湖南來的很有才華的青年作家來訪問我，他們指出一個問題“您的小說有一種音樂感，您是否對音樂很有修養？”我說我對音樂的修養一般。如說我的小說有一點音樂感，那可能和我喜歡畫兩筆國畫有關。他們看了我的幾幅國畫，說“中國畫講究氣韻生動，計白當黑，這和‘音樂感’是有關係的。”他們走後，我想我的小說有“音樂感”嗎？——我不知道。如果說有，除了我會抹幾筆國畫，大概和我會唱幾句京劇、昆曲，並且寫過幾個京劇劇本有點關係。有一位評論家曾指出我的小說的語言受了民歌和戲曲的影響，他說得有幾分道理。
聽遛鳥人談戲
近來我每天早晨繞著玉淵潭遛一圈。遛完了，常找一個地方坐下聽人聊天。這可以增長知識，了解生活。還有些人不聊天。釣魚的、練氣功的，都不說話。遊泳的鬨鬨嚷嚷，聽不見他們嚷什麼。讀外語的學生，讀日語的、英語的、俄語的，都不說話，專心致誌把莎士比亞和屠格涅夫印進他們的大腦皮層裡去。
比較愛聊天的是那些遛鳥的。他們聊的多是關於鳥的事，但常常聯係到戲。遛鳥與聽戲，性質上本相接近。他們之中不少是既愛養鳥，也愛聽戲，或曾經也愛聽戲的。
遛鳥的起得早，遛鳥的地方常常也是演員喊嗓子的地方，故他們往往有當演員的朋友，知道不少梨園掌故。有的自己就能唱兩口。有一個遛鳥的，大家都叫他“老包”，他其實不姓包，因為他把鳥籠一掛，自己就唱開了“包龍圖打坐在開封府……”就這一句。唱完了，自己聽著不好，搖搖頭，接茬再唱“包龍圖打坐……”
因為常聽他們聊，我多少知道一點關於鳥的常識。知道畫眉的眉子齊不齊，身材胖瘦，頭大頭小，是不是“原毛”，有“口”沒有，能叫什麼玩意兒伏天、喜鵲——大喜鵲、山喜鵲、葦咋子、貓、家雀打架、雞下蛋……知道畫眉的行市，哪隻鳥值多少“張”——“張”，是一張十元的鈔票。他們的行話不說幾十塊錢，而說多少張。有一個七十八歲的老頭，原先本是勤行，他的一隻畫眉，人稱鳥王。有人問他出不出手，要多少錢，他說“二百。”遛鳥的都說“值！”
我有些奇怪了，忍不住問“一隻鳥值多少錢，是不是公認的？你們都瞧得出來？”
幾個人同時叫起來“那是！老頭的值二百，那隻生鳥值七塊。梅蘭芳唱戲賣兩塊四，戲校的學生現在賣三毛。老包，倒找我兩塊錢！那能錯了？”“全北京一共有多少畫眉？能統計出來嗎？”
“橫是不少！”
“‘文化大革命’那陣沒有了吧？”
“那會兒誰還養鳥哇！不過，這玩意禁不了。就跟那京劇裡的老戲似的，‘四人幫’壓著不讓唱，壓得住嗎？一開了禁，你瞧，呼啦，呼啦——全出來了。不管是誰，禁不了老戲，也就禁不了養鳥。我把話說在這兒多會兒有畫眉，多會兒他就得唱老戲！報上說京劇有什麼危機，瞎掰的事！”
這位對畫眉和京劇的前途都非常樂觀。
一個六十多歲的退休銀行職員說“養畫眉的曆史大概和京劇的曆史差不多長，有四大徽班那會兒就有畫眉。”
他這個考證可不大對。畫眉的曆史可要比京劇長得多，宋徽宗就畫過畫眉。
“養鳥有什麼好處呢？”我問。
“嗐，遛人！”七十八歲的老廚師說，“沒有個鳥，有時早上一醒，覺得還困，就懶得起了；有個鳥，多困也得起！”
“這是個樂兒！”一個還不到五十歲的扁平臉、雙眼皮很深、絡腮胡子的工人——他穿著廠裡的工作服，說。
“是個樂兒！釣魚的、遊泳的，都是個樂兒！”說話的是退休銀行職員。
“一個畫眉，不就是叫嗎？怎麼會有那麼大的差彆？”
一個戴白邊眼鏡的穿著沒有領子的醬色襯衫的中等個子老頭兒，他老給他的四隻畫眉洗澡——把鳥籠放在淺水裡讓畫眉抖擻毛羽，說“叫跟叫不一樣！跟唱戲一樣，有的嗓子寬，有的窄，有的有膛音，有的乾衝！不但要聲音，還得要‘樣’，得有‘做派’，有神氣。您瞧我這隻畫眉，叫得多好！像誰？”
像誰？
“像馬連良！”
像馬連良？！我細瞧一下，還真有點像！它周身乾淨利索，挺拔精神，叫的時候略偏一點身子，還微微搖動腦袋。
“瀟灑！”
我隻得承認瀟灑！
不過我立刻不免替京劇演員感到一點悲哀，原來在這些人的心目中，對一個演員的品鑒，就跟對一隻畫眉一樣。
“一隻畫眉，能叫多少年？”
勤行老師傅說“十來年沒問題！”
老包說“也就是七八年。就跟唱京劇一樣李萬春現在也隻能看一招一式，高盛麟也不似當年了。”
他說起有一年聽《四郎探母》，甭說四郎、公主，佘太君是李多奎，那嗓子，衝！他慨歎說“那樣的好角兒，現在沒有了！現在的京劇沒有人看——看的人少，那是啊，沒有那麼多好角兒了嘛！你再有楊小樓，再有梅蘭芳，再有金少山，試試！照樣滿！兩塊四？四塊八也有人看！——我就看！賣了畫眉也看！”
他說出了京劇不景氣的原因老成凋謝，後繼無人。這與一部分戲曲理論家的意見不謀而合。
戴白邊眼鏡的中等個老頭兒不以為然“不行！王師傅的鳥值二百（哦，原來老人姓王），可是你叫個外行來聽聽聽不出好來！就是梅蘭芳、楊小樓再活回來，你叫那邊那幾個念洋話的學生來聽聽，他也聽不出好來。不懂！現而今這年輕人不懂的事太多。他們不懂京劇，那戲園子的座兒就能好了哇？”
好幾個人附和“那是！那是！”
他們以為京劇的危機是不懂京劇的學生造成的。如果現在的學生都像老舍所寫的趙子曰，或者都像老包，像這些懂京劇的遛鳥的人，京劇就得救了。這跟一些戲劇理論家的意見也很相似。
然而京劇的老觀眾，比如這些遛鳥的人，都已經老了，他們大部分已經退休。他們跟我閒聊中最常問的一句話是“退了沒有？”那麼，京劇的新觀眾在哪裡呢？
哦，在那裡就是那些念屠格涅夫、念莎士比亞的學生。
也沒準兒將來改造京劇的也是他們。
誰知道呢！
名優之死
——紀念裘盛戎
裘盛戎真是京劇界的一代才人！
再有些天就是盛戎的十周年忌辰了。他要是活著，今年也才六十六歲。
我是很少去看演員的病的。盛戎病篤的時候，我和唐在炘、熊承旭到腫瘤醫院去看他。他的學生方榮翔引我們到他的床前。盛戎因為烤電，一邊的臉已經焦糊了，正在昏睡。榮翔輕輕地叫醒了他，他睜開了眼。榮翔指指我，問他“您還認識嗎？”盛戎在枕上微點了點頭，說了一個字“汪。”隨即從眼角流出了一大滴眼淚。
盛戎的病原來以為是肺氣腫，後來診斷為肺癌，最後轉到了腦子裡，終於不治了。當中一度好轉，曾經出院回家，且能走動。他的病他是有些知道的，但不相信就治不好，曾對我說“有病咱們治病，甭管它是什麼！”他是很樂觀的。他還想演戲，想重排《杜鵑山》，曾為此請和他合作的在炘、承旭和我到他家吃了一次飯。那天他精神還好，也有說話的興致，隻是看起來很疲倦。他是能喝一點酒的，那天倒了半杯啤酒，喝了兩口就放下了。菜也吃得很少，隻挑了幾根掐菜，放在嘴裡慢慢地咀嚼。
然而他念念不忘《杜鵑山》。請我們吃飯的前一陣，他搬到東屋一個人住，床頭隨時放著一個《杜鵑山》劇本。
這次一見到我們，他想到和我們合作的計劃實現不了了。那一大滴眼淚裡有著多大的悲痛啊！
盛戎的身體一直不大好。他是喜歡體育運動的，年輕時也唱過武戲。他有時不免技癢，躍躍欲試。年輕的演員練功，他也隨著翻了兩個“虎跳”。到他們練“竄撲虎”時，他也走了一個“趨步”，但是最後隻走了一個“空範兒”，自己搖搖頭，笑了。我跟他說“你的身體還不錯。”他說“外表還好，這裡麵——都婁了！”然而他到了台上，還是生龍活虎。我和他曾合作搞過一個小戲《雪花飄》（據浩然同名小說改編）。他還是興致勃勃地和我們一同去擠公共汽車，去走路，去電話局搞調查，去訪問了一個七十歲的看公用電話的老人。他年紀不大，正是“好歲數”，他沒有想到過什麼時候會死。然而，這回他知道沒有希望了。
聽盛戎的親屬說，盛戎在有一點精力時，不停地捉摸《杜鵑山》，看劇本，有時看到深夜。他的床頭燈的燈罩曾經烤著過兩次。他病得已經昏迷了，還用手在枕邊亂摸。他的夫人知道他在找劇本，劇本一時不在手邊，就隻好用報紙卷了一個筒子放在他手裡。他攥著這一筒報紙，以為是劇本，臉上平靜下來了。他一直惦著《杜鵑山》的第三場。能說話的時候，劇團有人去看他，他總是問第三場改得怎麼樣了。後來不能說話了，見人伸出三個指頭，還是問第三場。直到最後，他還是伸著三個指頭死的。
盛戎死於癌症，但致癌的原因是因為心情不舒暢，因為不讓他演戲。他自己說“我是憋死的。”這個人，有戲演的時候，能捉摸戲裡的事，表演，唱腔……就高高興興；沒戲演的時候，就整天一句話不說，老是一個人悶著。一個藝術家離開了藝術，是會死的。十年動亂，折損了多少人才！有的是身體上受了摧殘，更多的是死於精神上的壓抑。
《裘盛戎》劇本的最後有一場《告彆》。盛戎自己病將不起，錄了一段音，向觀眾告彆。他唱道
唱戲四十年，
知音滿天下。
夢裡高歌氣猶酣，
醒來僵臥在床榻。
樹已老，春又寒，
枯枝難再發。
不恨樹老難再發，
但願新樹長新芽。
揮手告彆情何限，
漫山開遍杜鵑花。
但願盛戎的藝術和他的對於藝術的忠貞、執著和摯愛能夠傳下去。
名優逸事
蕭長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