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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之藻繼續說，不隻藩王的莊田是這樣，就是原先的皇莊其實也是這樣。嘉靖改革後，皇莊已經改叫官田，如今已經沒有了皇莊的名目。官田的佃農就是實際上的田主，地租也是官府收取，太監不能插手。地租數額也遠小於民間，隻相當於賦稅甚至更少。即便以原先皇莊對應的官田，皇宮裡能獲得的收入也就是每年五萬兩銀子左右。
崇禎又問蜀王府是什麼回事，李之藻說具體情形沒有去過蜀地調查不敢肯定，不過看過正德年間在蜀地巡撫的王廷相一篇文章，裡麵說蜀地百姓偷逃國家賦稅習以為常，“民以逋欠為常，官以姑息為德”、“蜀民逋稅習風久矣”，很多地方稅收百分之七十都逃掉了，隻繳納百分之二三十。
他估計所謂的蜀王府占據百分之七十的耕地雲雲，應該是當地百姓偷漏稅的托詞，有問起稅收的，就假稱這些土地是蜀王府的，其實蜀王府可能都不知道有這些土地。如果說蜀王府真的占據了地方上百分之七十的土地，那是不可能的。否則靖難削藩的事情早就重演了。
崇禎又點了點頭，李之藻這個解釋和分析是合理的，藩王兼並大量土地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崇禎再次看向了羅雅穀，說起了明朝商人稅輕，有很多巨富，如果暴富以後，大量購買兼並土地，也未必比歐洲擁有大量土地的領主差多少吧。這次羅雅穀還沒有說話，旁邊的汪汝淳先提出了異議。
汪汝淳說自己就是商人，父兄和同鄉好友經商的非常多，以他在家鄉和其他地方的見聞，明朝商人並不喜歡多買土地。雖然農業稅比商稅多一些，可是以他的經驗，商人不喜歡買地的主要原因是不僅沒有時間自己種地，雇傭監督彆人種地收租也非常麻煩，尤其在明朝更是這樣。以前的朝代，田主和佃農之間還有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有尊卑主仆的區彆，打起官司，官府大多也幫田主懲治佃農，可是在明朝不是這樣。
《大明律》規定田主和佃農之間沒有尊卑主仆關係，更明確規定田主不能無償役使佃農，否則要受到處罰。就是把田主和佃農視作法律地位平等的雙方，隻存在經濟上的交易關係。
崇禎又看向李之藻求證，李之藻證實了汪汝淳的話，《大明律》裡明確規定衙門官吏出使人員役使平民抬轎杖六十，下級部門配合照辦的減一等處罰。民間富戶役使佃農抬轎的也是同樣的處罰杖六十，外加賠償每天六十文工錢。
以李之藻在鄉間的見聞，田主家裡有事，要請佃農工作就要給工錢，說崇禎可以詢問徐光啟，他的《農政全書》裡就有例子，南直隸常熟縣調集民夫修河，如果田主自己不願去修，讓佃農代勞，就必須付給佃農工食費用，而不能無償役使。不隻是現在這樣，洪武年間就規定田主不能平白役使佃農，《太祖實錄》記載官府征集勞役一個月，如果田主要佃農代勞，就是支付一石米的報酬。
如果田主為了催租毆打捆綁佃農就要受到法律懲戒，如果打死人命，不但本人處斬，家產田地也要沒收。英宗年間就有過這樣判例，江陰縣周奎有土地五萬多畝，為了向佃農收租鬨出了人命，被逮捕判了死刑，並把他兼並的田產分給了周圍的無田小民。
崇禎沒有說話，沈飛看他神情有些驚異，似乎李之藻說的和他原來了解的情形不同，還需要消化。過了十幾秒鐘，又問起那以前的朝代怎麼樣？李之藻說在宋代，皇佑逃移法規定“凡為客戶者，許役其身”，客戶就是佃農，明確規定田主可以役使佃農。要是田主和佃農起了衝突雙方各自觸犯法律，佃農加一等治罪，田主杖行以下免罪，流放以上減一等治罪。田主如果打死佃農，不判死刑，也不刺配，隻是發配到附近的州流放。
汪汝淳點頭讚同插了一句，據他所知，宋代法律甚至規定佃農不能控告田主犯罪，否則佃農本身就有罪。李之藻又點頭附和說南宋有這樣的案例，田主周竹坡釀私酒，被佃農告發，結果判決周竹坡杖八十，還可以出錢免刑，告發周竹坡的佃農被打了一百杖。到元代，田主打死佃農連流放都不用，隻是杖責加賠償五十兩燒埋銀。
崇禎想了一會兒，又問起看到過的明代法律規定的雇傭工人身份的規定，雇傭工人和雇主的法律地位也是不平等的，隻是程度比前麵說到的宋代法律佃戶和田主稍輕，雇傭工人如果對雇主犯罪加重處罰，雇主打傷雇傭工人減輕處罰，即便雇主不小心打死了雇傭工人，也不是判死刑，隻是杖三百流放三年，隻有是故意殺害雇傭工人才會被判絞刑。崇禎提出了這個疑問，問莫非雇傭工人的法律地位還不如佃農嗎？
李之藻似乎對崇禎不清楚佃戶和雇傭工人的區彆有些奇怪，解釋說佃戶和雇傭工人是兩回事。佃戶和田主簽訂的租地契約，佃戶付田租，就像房客租賃房屋，給房租一樣，房客和房東沒有雇傭關係。雇傭工人和雇主簽約的是時間比較長比如十年可供役使，性質完全不同。汪汝淳補充，如果是短期雇傭的短工，和平民一樣。至於佃戶，除非他本來就是田主家的仆役，又租種田主家的土地，否則就是平民，最多見到田主時，遵循年少者見到年長者的禮節。
崇禎可能覺得自己這方麵知識確實比較欠缺，就跳過這個話題，說出下一個疑問，即使佃戶和田主在明代法律關係平等，雙方已經簽約，佃戶按約交租，田主按約收租就行了，收租有什麼麻煩的呢？
這個問題一說出來，不僅李之藻和汪汝淳，連旁邊的羅雅穀也笑了起來，似乎聽到什麼滑稽的事情。汪汝淳說，商稅輕微，許多商人都不願老實繳納，田賦許多地方隻有三十分之一，勞役丁稅因為沒有人口統計，比明初更輕，隻怕不到五分之一，田租五五分帳，佃戶怎麼會老實繳納？
李之藻補充說民間向來有“久佃成業主”、“田入佃手，佃如虎踞”的俗語。崇禎好像想起了什麼，欲言又止。沈飛也想起來了，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就提到過這種俗語和事情，不過顧炎武現在才十七歲，這本書顧炎武十一年後才開始寫，崇禎自然不能現在提出來作論據。
李之藻繼續解釋，田是佃戶在種，許多田主對田地遠不如佃戶熟悉，不少田主甚至連田地哪裡都不知道，佃戶隨便找個理由就能隱瞞收成，少交甚至不交田租。朝廷收賦稅難，田主收田租當然也難，收一家佃戶的田租難，收十家、百家更難，如果上千家，就難上加難。許多時候田主的地因此被佃戶侵占，也自認倒黴。
崇禎問田主難道不能打官司告佃戶嗎？汪汝淳說告自然是可以的，可是打官司也不容易，要查清真相就難，即便在本地贏了，對方也可以去上級衙門上訴，有些田主和佃戶爭議的案子，拖了兩年都沒有結案，耗費的精力和錢，還不如當初就不起爭執。沈飛心想這和現代差不多，打官司拖時間就是基本策略，國內國際官司都一樣，拖上個三年五年，即便最後輸了賠點錢，在這年時間裡也有很多辦法撈夠了。
李之藻說他有一個小友祁彪佳曾經在天啟年間擔任福建興華府推官，就曾經處理了許多田主和佃戶爭議的案件，彙編成冊。其中一件案子是俞姓秀才，花三十兩銀子向寺院買了一塊寺田，結果佃農吳貴三、周乾祿連續兩年都沒給俞秀才田租，還辱罵俞秀才，說是自己已經交了稅糧，不用再給俞秀才田租，俞秀才最後隻能不要田了，又以十八兩銀子的價格賣回給了寺廟的和尚，等於他倒貼給了和尚十二兩銀子。
接著說這是不願交租的，還有佃農直接盜賣田主的田，比如秀才戴貞吉的田，租給一個叫林君進的佃農，林君進死後，他兒子又把這田賣給了彭秀才。還有莆田陳家，和佃戶林道積訂立租佃契約，後來林道積的兒子林成宇覺得寺廟的田容易拖欠田租，就和寺廟和尚勾結，硬要把陳家的田說成是寺廟的田。
汪如淳說這些案子還都是有功名的生員、鄉紳和佃農之間的糾紛，打起官司來，生員和鄉紳還能有身份的便宜。要是沒有功名的田主和佃農發生糾紛，要打贏官司就更難了。
李之藻又說這還是田主和直接種田的佃戶有糾紛，還有的案子，佃戶又把田轉出去，轉個三四次，這發生糾紛要查清就更難了。有一個案子裡，秀才歐陽春把田租給佃戶張文武，張文武又有自己的田，連帶自己的田又轉租給了江得益。然後江得益又把這些田轉租給了池子奇。幾個人互相推諉，根本不知道田租該向誰收，怎麼收。
汪汝淳說有些地方田主連田在哪裡都不知道，收入多少隻能看佃戶心情。名義上有田的田主，有時候收不到田租，還要交納賦稅丁稅，當然叫苦連天。因此許多時候，有田還不如沒田省心，這才是商人不願意多買田產的原因。
崇禎又說這會不會是汪汝淳個人的見聞，李之藻又說不是，他查閱過嘉靖時的《徽州府誌》記載“商賈雖餘貲多，不置田業”，至於如今的江南，巨富之家往往靠經商獲利，許多富家隻有田幾百畝，有田千畝不超過富家四成，至於有田超過萬畝的少之又少。隆慶時李豫亨曾經《推篷寤語》中說“有田而富者，要按畝交稅當差，無田而富者，既無輸官，也無差遣。故此有田而富遠不如無田而富者自在”。
崇禎又問羅雅穀歐洲各國富商買地多不多，羅雅穀說歐洲各國富商有錢後最喜歡買地，歐洲各國和明朝不一樣，土地不隻是財產，也代表權力和名望，許多商人設法購買土地，就可以由此獲得貴族爵位，他們購買的莊園成為領地，可以任意處置農奴，而在明朝，土地隻是財產。
明朝富豪怕有太多土地，不容易收租。歐洲的富商則沒有這個顧慮。領主對農奴有絕對的權威，如果農奴敢反抗，基本上沒有活路。就算去向更大的貴族或國王申述，也不可能支持農奴。許多意大利商人買到莊園和貴族頭銜後，根本不必自己經營，保留原來的管事和仆役，自然就可以把農奴管得服服貼貼，每年獲得大筆收益。
在旁邊一直靜靜聽著的沈飛覺得有些好笑，崇禎今天大概是想詢問一下土地問題和設想解決的辦法，不過中國和歐洲土地問題的真實情形和他原本的認知差異太大，在詢問中好幾個次暴露出了自己這方麵的無知，還在羅雅穀麵前“出了洋相”，卻還沒有達到目的，吃了個癟，恐怕還是第一感覺到穿越者不如土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