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宏覺得，主要有三大原因。
其一，得看罪己詔是誰頒布的。
拋開發明者漢文帝不說，漢武帝能靠罪己詔挽尊，是因為他有卓著的功業和至上權威打底，使得百姓能買賬，與其類似的還有後來的唐太宗。
所以除了寥寥幾人之外，其他頒布罪己詔的幾乎都沒多大效果。
其二，在罪己詔剛出現的頭幾次，對天下臣民來說，還是有些新鮮感的，他們能感受到皇帝的真心誠意，可再一再二不再三，同一招用多了就不靈了。
最關鍵的是第三個因素，在天人感應大行其道之前，災異之事並沒有完全與皇帝綁定。
那時皇帝下罪己詔，哪怕說如今有天災了，是朕沒有管理好天下所致，天下人也不會真認為是這樣。
反而在天下人看來，這是皇帝有擔當的一種表現，哪怕皇帝真有錯，可隻要能承認過失，改正錯誤，依然不失為賢明之君。
正所謂知錯能改，善莫大焉，身份尊貴的天子都認錯改錯了，老百姓能有不原諒的道理嗎？
而當罪己詔與天人學說牽連到一起之後，不論災異也好，還是皇帝過失也好，就不僅僅是天子的擔當和德行問題了，而變成了對皇帝身份合法合理性的質疑。
此時的罪己詔已經變了性質。
百姓會想如今天下有了災異，是因為上天在警示天下，皇帝犯了錯，這皇帝的作為連上天都看不過去了，嚴重到需要以災異來示警的程度，這皇帝是不是不稱職了？
而更不巧的是，皇帝恰巧發了罪己詔，承認這的確是自己的過失。
那麼這罪己詔除了真讓天下百姓覺得皇帝有罪，甚至質疑皇帝的合格性之外，對皇帝還能有什麼益處嗎？
可惜的是，很多皇帝並沒有這種覺悟，也沒有自知之明。
所以才有漢宣帝之後兩百多年時間，漢朝皇帝的罪己詔累計頒布五十餘次之多。
這簡直不可思議，皇帝每發一次罪己詔，其實就相當於其權威被削弱一次。
可以想象僅僅因為災異之事，就削去了多少大漢皇帝的威望。
雖然朝廷也想了個折中的辦法，將災異與三公之位聯係起來，隻要出現災異，就罷免三公。
可這方法並沒有有效地消除災異對皇權的侵蝕，因為所有人都知道三公不過是替天子受過而已。
而一旦出現重大災異，皇帝依然得下罪己詔安撫民心。
劉宏覺得，那些本來就沒多少權威的皇帝頒發罪己詔，簡直和飲鴆止渴沒什麼區彆。
不幸的是，他去年年底躺在病榻上，還被迫喝了一次這種“鴆毒”！
這讓本就有些多想的劉宏更是反感所謂的天人感應。
而且，劉宏還想到，這天人學說除了對皇帝不利之外，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危害——
由於讖緯本就是人為製作的，很容易被一些人利用，為某些勢力造反、改朝換代理論依據和政治借口。
畢竟光武帝就是最成功的榜樣，後世袁術稱帝、魏代漢、晉代魏都是這麼操作的，連黃巾叛亂也是如此。
想當初，董仲舒提出“皇權天授，天人感應”之說，其實彆有用心。
在天人感應大行其道之前，天子隻是“受命於天”，所謂“天父，地母，王為天之子”，那時的天子是天的代言人，以無上的尊貴命格及權威行使天命，不受束縛。
而天人感應學說裡，天子的概念被有目的地拓展了，天子不再是單向的承繼天命，天子的行為還會反向被天所感應到，然後天意以人世的災祥來做出回應。
於是天子就這樣被限製住了，而天子所代表的皇權也被套了個籠子。
這個籠子的名字叫做“天”，天通過“天人感應”來授權並對人事施加影響。
天意究竟如何呢？
這個解釋權卻在掌控知識與輿論的飽學儒生及他們背後的大儒名士手中，就這樣一環套一環，皇權不知不覺中徹底為儒家所圈禁。
再說簡單點，就是董仲舒將皇帝神化為“代天授命”的天子的同時，頭頂上卻多了一個可以管他的“天”，天子如果亂來，天就會降罪；
那麼怎樣算亂來，天如何降罪，又為什麼會降罪呢？這就得問儒生了。
這樣拐個彎，如其說是天管天子，不如說是儒家管住了天子。
而漢武帝也是個聰明人，他重用董仲舒，獨尊儒術，卻並沒有掉入儒家的陷阱，隻是利用儒學為自己的集權服務，取了其中政體禮製、皇權天授及大一統思想，而堅決摒棄了“天人感應”這等看似甜蜜的毒藥。
雖說漢武帝有著超凡的政治智慧，卻還是少了點遠見，大概英明神武的漢武帝也沒想到，他的不成器的子孫反而把他丟棄的東西當成了寶，自己把脖子伸進了套索之中。
從這方麵說，漢武帝和光武帝雖然得到了好處，鞏固了自己的權勢，卻也都在無意中成了榜樣，坑害了子孫。
這幾天裡，劉宏早已想透了這些，可是卻沒法徹底解決其中的隱患。
因為他一不能否定自己作為大漢天子的合法性，二不能完全拋棄“白虎通義”這卷祖製神書。
當然，最關鍵的。
還是他目前對朝廷內外的掌控度不夠，沒有能一言而改變祖製及天下輿論的威望。
他現在能做的就是儘量減小災異對皇權的不利影射。
想到這裡，劉宏再次翻了翻麵前成堆的奏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