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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中，朱銘沒打算再做實驗。
他發現如果降低沙土配比，加入木炭粉和鋸末，能讓蜂窩煤更易燃。如果鋸末輕微碳化，蜂窩煤就更好燒了。
但考慮到成本，通通放棄。
直接來簡單粗暴的更好，煤加泥土一樣能燒。還要什麼木炭粉還要什麼鋸末
煤80，泥20，這是最佳比例，燒得久也容易點燃。
泥土沒有彆的選擇，開封附近多為黃壤土。而且，並非適合做蜂窩煤的黏性黃壤土，是那種黏性稍弱的沙質黃壤土。隻能說，可以用。
“相公，家裡有客人等你，正在聽陳先生講學。”白勝接過韁繩，牽著馬兒進去。
朱銘問道“士子”
白勝說道“姓車，自稱是炭行行首。我把家裡的炭爐和炭球，全都搬屋裡藏起來了，沒讓他看見。”
“做得好。”朱銘誇讚道。
白崇彥和閔子順，依舊在看書備考，關試已確定在下月初二舉行。
朱銘得罪了蔡京，蔡黨又掌控吏部。
即便他們考試合格，估計也會遭受打壓，扔去窮鄉僻壤幾年彆想挪窩。
朱銘必然連累朋友，也不知該如何安慰。
卻見陳淵坐在廊下，給一個商人講道“石炭司與官辦場，違背了方矩之論。你們炭行難以畫方，隻得尋求罷市，這是對的，無可厚非。”
商人高興道“在學問，俺們也占理”
陳淵點頭“自然占理。天道無非人道，仁者愛人，商賈也是人，朝廷當以仁政待之。”
商人問道“可那些相公們，卻說商賈是奸猾之徒，朝廷也說咱是工商雜類。”
陳淵反問“商賈之中，多奸猾之輩，難道不是真的嗎”
商人對此無法辯駁，因為這屬於事實，隻能比爛道“商賈多奸猾，難道讀書人就不奸猾朝堂那些相公，有幾個不奸猾的”
陳淵說道“若想不被鄙夷，商賈應當生財有道。須謹記，是生才有道，非生財有術。道與術，道為先，術在後。君乃炭行行首，若無官府盤剝，爾等就不會囤積居奇、哄抬市價嗎”
商人說道“自然不會，炭行也是有規矩的。”
陳淵微笑“既如此虛偽，閣下也不必聽我廢話了。告辭。”
“先生莫走，”商人連忙攔住，“俺喜歡聽先生講大道理。”
陳淵說道“商賈的壞名聲，並非讀書人強加的，而是千百年來，你們自己給自己戴的帽子。汝可知，南方有儒商”
商人搖頭“不知。”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讀書人的泛濫，從北宋中期開始，就有越來越多的落榜士子經商。
其中一部分，將儒道與商道結合，自稱為“儒商”。他們奉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將儒家“義利之辨”融入商業活動，不管私底下如何，至少表麵無可指摘。
而王安石的新學，對“儒商”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效果。
陳淵說道“儒家有義利，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這是論語裡的句子，閣下想必早就讀過。但君子可以言利嗎可也。君子當以義理財”
以義理財，是王安石的觀點。
最近一段時間，為了能在京城講學，陳淵重新翻開王安石的文章。
以前他讀王安石，帶著批判的眼光，純以洛學門人的角度出發。
如今再讀王安石，則以吸收為目的，摘取新學的可用內容，把“道用學”包裝成新學拿去推廣。
讀書角度不同，觀感就大不一樣。
陳淵發現，王安石的義利之辨，大部分可以給道用論做注腳。
要談義利，先談人性。
王安石推翻了孟子、荀子等人的觀點，直追孔子的“性相近，習相遠”。他認為天性無所謂善惡，既不善，也不惡，純靠後天學習。
繼而，又說義與利並不對立，而是可以統一的。
公利便是大義，為國理財談的是利，其結果卻是義。還說“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為利哉”
又說楊朱隻知利己是不義，墨子隻知利人是不仁，利人利己相結合才是仁義。
陳淵最近還在繼續寫文章，“義利篇”就快寫完了，大量引用王安石的觀點。
但有一樣，陳淵不支持王安石。
他認為“義在利之先”，而王安石認為“利在義之先”。
王安石太過激進，說人有常性、長壽、常產，又不受騷擾盤剝，才能有良好的道德情操。沒有安定的物質生活，人就不可能有好的道德，沒有好的道德社會就會動亂。
可以簡單的概括為窮逼沒資格談義窮逼彆來扯道德朝廷必須把窮逼變少，再通過道德教化，君子才能變多，社會才會安穩。
這個觀點，讓陳淵感到極度不適。
君子固窮還講不講
這位商賈，下午就來拜訪朱銘，一直聽陳淵講了三個小時。
最後他作揖道“先生真乃大儒，俺有一子，在府學讀書，不知能否拜於先生門下”
“可以，”陳淵微笑道，“彆的商賈子弟，也儘可來求學。”
商人說“俺是炭行行首，回去便與他們說，讓炭行商賈都送子弟過來拜師。”
商賈看重的當然不是什麼學問，而是一種社會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