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生生的熬到了三月底，迎來了東京的櫻花季節，壇宮飯莊的事情總算是差不多了。
直到這個時候，寧衛民壓抑的心情也終於像花般的綻放，感到時間上多少有了點自主性。
然而當他看到東京的櫻花樹滿滿是即將綻放的玫瑰色花苞，心裡生出的最大的感觸，卻不是對粉色櫻花向往。
而是對鬆本慶子滿滿的愧疚之情。
因為儘管表麵上，好像是他百忙之中遷就鬆本慶子，被迫與之頻繁見麵。
但實話實說，從古至今，再沒有什麼方式，比“打撲克”更能釋放男人的焦慮，更能紓解壓力了。
其實寧衛民自己遠比鬆本慶子更需要這樣的見麵，從中所獲得的好處也最多。
尤其最近一段時間，好像因為過於忙碌，鴨梨山大的緣故，寧衛民的欲望變得格外強烈，也越來越沒有耐性。
以至於他對鬆本慶子的愛變成了能夠燙傷對方的火。
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他經常等不及鬆本慶子進入狀態，就開始胡天胡地。
一旦衝動起來經常會不管不顧，完全陷入自己欲望而不自覺。
有時難免會產生粗暴極端的舉動，甚至基本就等同於侵犯。
隻有獲得充分滿足之後，他才有可能恢複理智，發現自己做得有多麼過分。
往往會為自己傷害了對方，在慶子身上留下了痛苦的印記而追悔莫及。
反過來，鬆本慶子又是怎麼對待他的呢？
就像慶子自己說過的那樣，她太愛他了！
所以對寧衛民反常，毫無責怪之意，非常體諒地包容了他。
不但每次都儘自己最大能力撫慰他的精神與肉體。
反而強忍緊張和不適，甚至是忍著痛苦，把他送入了極樂世界。
甚至就連寧衛民隨口拜托的那些事，鬆本慶子也極為儘心儘力。
也就一個星期左右，音樂製作公司的相關價目表就交到了寧衛民手裡。
出報價單的製作公司叫“阿利多”，是隸屬於哥倫比亞麾下，一家立足於日本市場的中型音樂製作公司。
鬆本慶子在1980年發售的唯一的專輯《愛之水中花》就是這家公司製作出品的。
因此，這家公司給的價格不能說是足夠優惠，卻很專業，也很詳細。
無論是錄音棚使用費、樂隊演奏費，還是作詞、作曲、編曲、演唱、錄音、混音、母帶、包裝、餐雜費……等等等等都有明細。
寧衛民大概核算了一下，自備歌手，不請名家，樂隊費用也可包在編曲費裡。
那麼以編曲一曲十萬円，混音七萬円，錄音棚一小時八千円，三小時才兩萬円為主要計費標準來計算的話。
差不多二十萬円就能錄製完一首歌曲。
也就是說，張嬙和崔建兩盤專輯，總共二十首不到，也就四百萬円就打住了。
再加上排練費，滿打滿算六百萬封頂！
這個價錢一算出來，寧衛民自己都驚了！
怎麼才六百萬円啊？
居然就相當於十四五萬左右人民幣的費用？
即便是按黑市價也到不了三十萬人民幣啊，怎麼可能跟國內差不多啊。
理所當然的，寧衛民以為是自己算錯了。
可後來又算了好幾遍，偏偏怎麼也找不出計算的毛病來。
還是經過和鬆本慶子仔細請教，寧衛民這才多少有點理解了到底怎麼回事。
敢情不為彆的，就因為日本音樂產業太發達了，整體水平遠超國內。
不但是整個亞洲風潮的引領者，而且成熟度，已經發展到音樂工業化的地步了。
所以相關從業人員非常之多，製作流行音樂的經驗異常豐富。
打個比方，國內合成電子樂才兩軌，而人家這兒光錄鼓聲就六軌。
咱們國內的所謂專業人才，要來人家這兒乾，興許連麥克風都不會擺。
反過來，在國內得幾個人熬夜乾的事兒，放人家這兒，或許一個人幾個小時就能輕鬆搞定。
就這麼大的差距。
再加上許多音響設備都是人家日本本地企業生產的，像什麼雅馬哈，夏普啊。
那麼在國內昂貴稀缺的器材在人家這兒反而是白菜價兒，能驚掉國人下巴的24軌音樂灌錄設備壓根不算什麼。
至於說到日本音樂製作方麵最耗錢的地方，那其實是音樂的版稅和版權使用費。
可偏偏寧衛民是這方麵不用花一個大子兒的。
這樣一來，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對寧衛民他們來說，日本這嘎的音樂製作物廉價美。
真是托了鬆本慶子的福，一把就薅著發達國家的羊毛了。
尤其反過來看，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市場的容量還不一樣呢。
日本能賣出百萬的音樂專輯，就已經是石破天驚的白金專輯了。
實際上，鬆本慶子唯一的這張專輯也就賣了五十幾萬張，石田良子當年紅遍亞洲的專輯《藍色橫濱》才賣了一百五十萬張。
山口百惠剛出道的第一張專輯銷量才四十四萬。
其出道八年，演藝生涯中的全部八張音樂專輯，全部累計銷量才一千六百二十二萬張。
就這，還是日本第一位專輯銷量破千萬的昭和歌姬。
因此，這就導致日本任何音樂專輯在製作之前，都得嚴謹核算出最低能回本的銷售數字來。
因為是真的有虧本可能的。
而這百萬數量要放在共和國內地，那就太一般了。
這個年代，國內毫無名氣的新歌手必須達到六十萬銷量，才會有第二張專輯問世。
而成名的“星星”，稍微有點名氣的，及格線就得上百萬了。
像崔建去年出的專輯就是因為沒賣夠六十萬沉沙折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