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光華覺得時機到了，就說：“一是蔡京，二是高俅。”
徽宗聽到這兩個名字，沉默起來。隻背著手，仰著頭，在大殿裡踱步。他很佩服楊光華的敏感和對事態的精準把握。對蔡京，他已經知道是自己輕信章惇的挑唆，也是自己不夠成熟，僅因一句話就把蔡京打發去了杭州。而高俅呢，是他特彆喜歡也特彆鐘愛的人，他並不想讓高俅離開京城，可為了能在提拔重用的時候有個說辭，又不得不讓他去了西北邊疆鍛煉。其實要論起來，這兩人的分量都比範純仁和蘇軾在他心中要重得多。
楊光華知道，徽宗在作激烈的思想鬥爭，就不再吭氣，靜靜地等著。大殿裡沒有了聲音，反倒聽著徽宗的腳步聲“嚓嚓”地格外刺耳。
徽宗來回踱著，半晌才停下腳步，看著楊光華說：“這兩個人嘛，倒是都有本事，隻是呢，蔡京，朕才把他貶去杭州不到兩月，接著召回來，等於朕自己打自己嘴巴子，也會落下言而無信的口實；高俅嘛，的確能力比較全麵，可就是資曆太淺，做文官吧沒有功名；做武官，軍功又不夠。這樣看來，這兩個人暫時都不能上來。”
暫時不能上來，不等於永久不能上來。楊光華心想，可以把這兩個人作為人才選拔的第一梯隊人選，也可以作為人才庫的首選人才儲備起來，待合適的時機將他們引薦上來。於是就說：“皇上說的是，眼下時機確實還不成熟。蔡京，是個老臣，最高做到過禮部代理尚書；還是很有才華也很有思想的，並且根據我了解蔡京善於理解上峰的心思，慮事做事都能夠遵照上峰的意思，並且他跟章惇相比，彈性足，對皇上高度忠誠、倍加尊崇，也沒有章惇那麼多的壞心眼；跟韓忠彥相比，既有能力又有魄力，做事果斷，善於處理複雜事件和重大問題，如果能有這麼個人在跟前，您會輕鬆很多，也放心很多。其實對他的情況我也做了一些比較全麵的了解。當時章惇向您奏報他到處布書法為本朝老大的議論，這純粹是無中生有，都是因為收拾不了他，並且他擔心皇上跟蔡京有共同的愛好能走到一塊兒，時間久了很容易會取代他，所以他才讓言官彈劾蔡京，同時自己親自出馬向您奏報，最終導致蔡京被貶出朝廷。”
徽宗聽到這裡，進一步感覺到問題不像他原來想象的那麼簡單。其實，在扳倒章惇之後，特彆是聽王詵說過兩次之後，他就已經感覺到對蔡京的處理有點不太合適，但是礙於皇上的麵子：天子一言九鼎，已經說了，不能很快就撤回來，不管對還是不對，先讓蔡京下去再說。現在呢，蔡京才到杭州這麼短的時間，不讓他現在回來也是這個原因，所以他就說：“嗯，蔡京嘛，情況比高俅要好的多，畢竟有功名、有能力，有水平。這樣吧，王詵不是去了杭州看他嗎？等王詵回來，聽聽王詵是怎麼說的，再做決定。如果確實是我處理錯了，那就改正嘛。”
楊光華忙接上說：“不不不，皇上哪有錯的？充其量有處理問題不甚合適或者不夠謹慎的方麵，但不能就說皇上錯了。要是皇上出錯，天下臣民會怎麼看？將來的史書怎麼寫？所以，即使哪天時機成熟讓他回京，也不必提原來處理他那事，隻能說此一時彼一時也。”
由此，徽宗進一步感覺到楊光華處處維護自己、事事替自己著想，可見其至真至忠至誠。因此這事就暫時擱下不再提起，但對楊光華的好感和信任感卻又加了一重。
在親政的初期，徽宗的確熱情高漲，立誌想要做一個明君聖主。最典型的就是他善於納諫，曆史上對於唐太宗從諫如流無比推崇並大加頌揚。其實，徽宗當政初期，在納諫方麵，絲毫不比唐太宗差。
拿下章惇，把章惇實行的那些文字禁錮和言論封禁政策全部推翻之後，朝廷又專門下旨，廣泛征求各方麵人士對治國理政的意見建議，特彆申明：所提意見合適的好的立即吸取采納；說錯的一律不予追究責任；朝廷的原則是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宋徽宗禮賢下士，善於納諫，既表現在對各級臣僚所提意見建議的奏章和臣子們的口頭意見建議，徽宗都能夠虛心接受。
有幾個小例子足以說明。
有一次徽宗忙累了，就在休息的時候，在宮中放風箏。他從小就喜歡放風箏，當了皇上以後，其他的活動沒有時間，也有的是因為皇上的形象問題不能再做。這天他見天空晴朗，風也不大，就問楊光華說：“休息一下，放個風箏總可以吧？”
楊光華也覺得在皇宮裡放放風箏，應該沒有啥問題，並且楊光華也想從徽宗的這些愛好和活動當中來窺探一下他所有的興趣和愛好特點。果然徽宗就和楊光華在皇宮的院子裡放起了風箏。可是玩著玩著風就大了起來，竟把風箏吹落到了附近的百姓家中。百姓一看，風箏上寫著是朝廷的物件，非常害怕，就拿著風箏急急忙忙的送回到了宮裡。曾布聽說此事以後，就像徽宗去奏明。徽宗一聽，連忙說，“不會不會，不會有這種事，也許是民間亂傳的，查明再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