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日東京城那裡又有書信傳至，先送到許貫忠這裡，許貫忠看了，就持著書信，來尋王倫。
王倫正在書桌前寫著什麼，已經寫了四五頁大紙，看到許貫忠進來，就笑著問“軍師，是有什麼消息傳來麼？”
許貫忠揚了揚書信，說“東京時遷頭領傳書至。”王倫接過來仔細看了，頓時失笑，說“與我等所料不差矣！”
前次與呼延灼三將交戰後，宋萬與李俊返回，訴說鄆城縣那裡果然出兵，想要趁機偷襲一事，就有些頭領們大怒，叫嚷著將鄆城縣一並打下，奪了縣城，也免得那知縣時刻惦念。
王倫卻堅決地反對，這倒不是他膽子小，或者太過於保守。領兵打下高唐州、殺死高廉後，梁山就已經用實際行動站在了朝廷的對立麵，在事實上造了反。
但固守山寨與搶奪縣城，以王倫對大宋朝官員的了解，或者說他對官僚階級的料及，這其中的意義是大不同的。
前者在朝廷眼裡，不過是一夥流寇，靠搶劫為生，這在大宋朝立國百餘年來屢見不鮮；後者在朝廷眼裡，那就是切切實實的反賊，必須要以雷霆萬鈞之勢，強力鎮壓，以免坐大了。
所以梁山數次大軍下山，都是劫了一筆就此退回山寨，這是大宋朝司空常見的事情，若非因為殺了高廉，恐怕連禁軍都驚動不起，而是由朝廷下令京東路本地州縣出兵圍剿了。
當日韓滔投降得快，故而王倫就請他拿一樣信物，他這裡立刻就派了人趕往東京，送給時遷，由時遷想辦法將韓滔一家人護送出城來。
他這裡派人送信，隻比那些潰兵、逃兵早一天到了東京城。
時遷也清楚事情的緊急性，故而叫白勝尋了幾個靠得住的本地閒漢，他這裡派出了四五個精乾的情報心腹人員，半下午就去了韓滔的家中，與韓滔家人取得了聯係。
我大宋朝自然也是有特務機構的，那就是皇城司。皇城司負責刺探民間、百官的邏卒，被東京百姓稱為“察子”，凡在京官員、或東京籍貫而在外任職的官員，都要受這些“察子”監視。
但由於宋太祖以後周殿前都點檢的身份，發送陳橋兵變而黃袍加身，所以大宋朝的“察子”們，監視的重點向來都是宿衛諸將及樞密院，也就是負責宮禁侍衛、防務和朝廷調兵權的軍官衙門。
故而高俅雖然也監視呼延灼三將，但卻是委派了那些皇城司的察子們，他可沒有膽量在皇帝眼皮子底下去乾監視朝廷官員的事情。
時遷花大價錢，買來了察子們換班的時間表，趁著察子換班的時機，將韓滔一家送出城外，卻不是走的東門，而是從西北門逃出的。
謹慎起見，時遷還將曾與察子有過接觸的一個手下情報人員，一並送了回來。
等到崔虞侯狼狽地逃回東京，前往殿帥府稟報高俅，說呼延灼兵敗的消息後，已經是第二天上午了。
高俅聞言頓時大驚，兵敗的消息也隱瞞不得，但這裡大軍剛出征不久，自己就回報趙官家，豈不是顯得自己很無能？
於是便將消息先壓了一天，恰逢著趙官家來了興致，要高俅等人微服陪同，他要前往名妓李師師那裡嫖宿。
等皇帝心滿意足地回宮，高俅這才小心翼翼地將兵敗的消息稟報，並說都是韓滔的罪過，一意孤行，不聽指揮，急於衝殺，導致大軍陷入賊寇預先布置的圈套中，導致全軍覆沒。
並繼續構陷，說韓滔家人已經逃走，想來是消息提前走漏，害怕受到牽連，就此逃走。這些都是自己舉薦無能，請皇帝處罰。
想到高俅昨夜在樓下站了一宿，殷勤戒備，趙官家也不願治他的罪，隻是要高俅繼續負責剿滅梁山泊事宜，算是將這件事糊弄過去了。
又過了幾日，梁山這裡放歸的官兵俘虜，攜著戰死同袍的骨灰陶罐，狼狽地返回東京城時，高俅聽聞俘虜們有說韓滔已經降的，有說呼延灼三人都已經降的，頓時大怒。
但怒歸怒，他還真沒有辦法因此整治呼延灼並彭玘的家人，所以就如同一開始的那樣，高俅仍舊將兵敗的罪過都推到了韓滔的頭上。
高俅第一次出兵，那時樞密院還十分配合，也有人肯推薦如呼延灼這樣的掌領一州兵馬的軍官將領，朝廷上下，都以為梁山泊不過是芥蘚之疾，天兵推臨之日，還不是手到擒來，片刻化為齏粉？
哪知高俅看重的呼延灼兵敗，將內地州縣唯一一支具裝騎兵丟在了梁山泊，京師官員不但不配合高俅，仍舊不重視梁山泊，反而紛紛嘲笑起了高俅。
高俅那裡，又找不到合適的領兵將領人選，有官員甚至給他出主意，不如詔安，高俅氣得大怒，依舊無可奈何。
故而王倫和許貫忠等人，戰後分析推測時，都說朝廷那裡，或者說高俅那裡，年前大約是不會有什麼動靜了。
簡單來說，本朝的文官集團們，仍舊延續了宋仁宗“慶曆黨爭”的慣性思維，似高俅這樣的佞臣，本就不屬於文官一夥的。
高俅站在皇權一側，而文官們站在相權一側，雙方本就是互相看不順眼，隻是高俅聖眷不減，文官們不敢明麵上反對，但是添添堵那就是很樂意的。
在這種“文官黨”與“佞臣黨”的相權、皇權對立鬥爭中，剿匪什麼的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不能讓高俅借著剿匪的名義，使得皇權獲得更多的軍事權力。
許貫忠聽到王倫說“與我等所料不差”，也笑著說“這高俅給皇帝當狗，也確實難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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