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煦卻立即說道“爹，夏原吉今日旬休，卓敬已退班。大雪雖停，路卻不好走，待他們兩位入宮時，怕是天都黑透了。”
隋唐時，官員十天休息一次，稱為“旬休”，而讀書的學子也自這時開始有了完備的假期。
首先是旬假，十日一休，相當於後世的雙休日。
其次是田假，在每年農曆五月北方麥子成熟的時候，為期約一個月，讀書的學子們回家下田割麥，相當於後世的暑假。
最後是授衣假，“授衣”即“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授衣”，農曆九月已近暮秋，天氣轉冷，學子回家取新製的冬衣，授衣假為期接近一個月，相當於後世的寒假。
到了元代，旬假、節日假都化為烏有，全年的假日減少到十六天。
大明開國之後，朱元璋更是將假期精簡為每年隻休息三天，分彆是正旦年節、冬至節和萬壽節。
永樂開元後，朱棣為示新君寬仁，大規模恢複假期，每月三天的旬假，加上正旦、上元、中元等傳統節日，形成了延續後世數百年之久的節假日體係。
眼下，朱棣急著想了解大明財政，自動忽略了官員有旬休的這個現實問題。
他此時聽了朱高煦的補充，便對李興道“戶部尚書鬱新的宅子距離皇宮最近，你帶人抬轎子，去把他請來。”
“奴婢遵旨！”
李興恭聲領旨退了下去。
朱棣讓人用轎子把戶部尚書鬱新請進皇宮的做法，再次刷新了朱高煦對朱棣這位工作狂的認識。
他本想勸朱棣改天再找戶部高官商議賦稅之事，但轉念一想，既然朱棣興致所在，他又何必做掃興之人呢？
更何況大明的賦稅確實有諸多疏漏的地方，用戶部尚書鬱新之口，把這些問題說給朱棣聽，遠遠比他朱高煦提出來的效果更明顯。
“走，咱父子倆先去文華殿等著。”
朱棣說話的同時，起身離開了龍榻。
“是。”朱高煦恭聲道。
半個時辰之後。
“老臣拜見陛下。”
鬱新進入文華殿，連忙躬身行禮道。
“鬱卿免禮。”朱棣扶起鬱新道“朕此次喚鬱卿來，是有事請教。”
鬱新連忙道“臣不敢當，陛下有所問，臣必知無不言，言無不儘。”
“為何會有人說本朝的賦稅收入不如宋朝？”朱棣直言問道。
其實大明的財政收入剛開始並不低於宋朝前期，但宋朝中後期的鹽酒茶稅增加之後，大明的財政收入就開始低於宋朝，但差距並不大。
後麵收入低於宋朝的根本原因，乃是大明賦稅長期不增長，反而有下降趨勢。
大明財政收入從洪武開國到永樂年間整體呈現增長趨勢，但自永樂後期開始下滑。
“回稟陛下，兩宋之疆域，遠不如我大明遼闊，但其平均年度賦稅折算成白銀，卻與本朝相差不大。”鬱新道。
“這是為何？”朱棣問道。
鬱新道“陛下，宋時商業繁榮程度遠高於農業，因宋廷不限製土地兼並，故而導致民間土地大量被兼並，很多百姓為了生計不得不改行成為手工業者，如此反而促使宋代商業繁榮。”
“宋廷還取消了宵禁，因此其夜間城坊鬨市商業極為發達，且全國商業城鎮之數遠超唐代。商業的繁榮，給宋廷帶來了巨額的商業稅收。”後世有人說明朝商稅稅率很低，因此沒多少商稅可收。
其實大明商稅種類並不少，而且自開國之後，其種類是逐漸增長的。
當時的通行商稅稅率大多是十稅一、二十稅一或者三十稅一。
大明建國之前，元末群雄割據，朱元璋的地盤最小，農業稅收取最難，工稅更是微乎其微，因而收取運輸貨品稅和庫房存儲稅等商業稅就成了重點。
於是朱元璋在其轄區內建立官店，壟斷交通、存儲等行業，並實行低稅。
待占領集慶稱吳王後，他就將官店改名為宣課司，各地官店改為通課司，對過往船隻、商人所帶貨物等進行征稅。
因為商賈貨物在城外堆積，同時經常受到官吏盤剝勒索，朱元璋便在三山諸門外瀕水的地方建造了店麵，這就是“塌房”。
各地貨商的貨物在“塌房”進行儲存時，收取稅錢三十分之一、中介費三十分之一、存儲費三十分之一，總計即十分之一。
大明建立後，朱元璋施行壟斷中介行業的政策。
牙行主要有三大類。
其一為官府經營的“官牙”即官店，典型的代表就是“塌房”。
其二為在對外貿易的管理衙門，市舶司內建立的牙行機構，主要負責衙門與本土商人及外商間的交流事宜。
其三為民間私牙，必須交稅後得到牙帖，有效期為一年。
起初，朱元璋禁止民間牙行，但因為造成商貿流通阻塞等多重問題，之後解除了相關禁令。
曆史上的明朝中後期，隨著農業興盛，各種經濟作物、運輸業逐漸發達起來，工商業稅開始增長。萬曆中後期，商業稅就成了大明朝廷的主要稅種之一。
但可惜的是，由於官商勾結，朝廷無法從大商人手中收到稅，導致大部分稅收流失，隻能去向中小商人下手，引發民怨沸騰也就在所難免了。
“當然，宋代稅收一直重於本朝，不但賦稅繁重，且種類較多。儘管宋廷賦稅收入很高，但民間米價、布價等卻也一直在上升。大多數百姓的生活，並沒有因為宋廷富有而得到改善，尤其宋廷還對外承擔巨額的戰爭賠款。”
“元季喪亂，版籍多亡，田賦無準。太祖皇帝開國之後，遣周鑄等百六十四人，核浙西田畝，定其賦稅。複命戶部核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產寄他戶，謂之鐵腳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裡欺州縣，州縣政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者。於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太祖高皇帝厭惡商人，大明開國之後推行重農抑商之策，故而商人在本朝的地位較低。洪武年間，朝廷施行海禁之策，以至於本朝商人與海外通商不順，商稅大大減少。”
“當然，還有無孔不入的腐敗，比如地方官員仗著天高皇帝遠，貪墨賦稅米麥，以及軍中吃空餉，侵吞軍屯子粒。”
朱高煦記得，曆史上明朝末期，朝廷在軍隊薪資方麵花費了兩千萬兩白銀，幾乎占據當年收入的三分之二。
當時軍餉名義上發給一百二十多萬名士兵，但實際上真正的士兵總數還不到五十萬人，其餘七十多萬人全都是虛報的名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