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13年，漢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國鑄錢，把全國各地私鑄的錢幣運到京師銷毀，把錢幣大權收歸中央。成立了專門的鑄幣機構，即由水衡都尉的屬官鐘官、辨銅、技巧三官負責鑄造五銖錢。這次新鑄的五銖錢（也稱上林錢或三官錢），重如其文，錢的質量很高，便於流通，成為當時唯一合法的貨幣。
鹽鐵官營和均輸平準漢初，鹽鐵為私人經營，對鹽鐵經營采取放任政策，國家僅設官收稅。漢武帝采納大商人孔僅和東郭鹹陽建議，把私人壟斷的冶鐵、煮鹽、釀酒等重要工商部門收歸國家壟斷經營，在全國產鹽鐵的地方設立鹽鐵專賣署，並任命當地的大鹽鐵商為鹽、鐵官，管理煮鹽、製造鐵器和買賣鹽鐵等事務。不產鐵的地方設小鐵官，以熔化廢鐵作農具或用具。
鹽鐵官營後，嚴禁私人鑄鐵和煮鹽。自從鹽鐵官營後，漢政府大大增加了收入。但是管理鹽鐵的官吏多為鹽鐵商人，經營不善，往往產品質量低，價格昂貴，貧民購買不起。[
漢朝文化又稱兩漢文化，是一個博大精深的文化體係，受到了東西方的現代文明人士崇拜和羨慕。但是兩漢文化的形成較之中國上古時代文化的形成是起步比較晚的，它的形成基礎則是以華夏文化為核心，從西部到中原，在汲取了華夏八方百族的文化精髓的基礎上形成並發展起來的。
漢朝文化主要內容及其基本要旨大致為：“無為而治”奠定了漢王朝的立國之本；“獨尊儒術”造就了漢王朝的長治久安；“龍鳳文化”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征。漢朝的齊魯文化、中原文化、關中文化、北方文化、巴蜀文化、吳越文化、嶺南文化等代表著地方文化的區域特色。“漢人石刻，氣魄深沉雄大”漢朝藝術最大的特點是大氣磅礴，霍去病墓前的馬踏匈奴的雕塑，最具特點，其中馬沒有精雕細啄的修飾，而是用非常大氣的大的輪廓去生動的表現出了馬的形象西漢承秦建製，許多方麵繼承秦的作法，但在刑法和文化控製方麵，漢初吸取秦朝的經驗教訓，采取簡約寬鬆的政策。
漢立國之初，朝中盛行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對百姓生活極少乾涉，並大量搜羅文獻，允許多家學說並行。漢初君臣，皆起於楚地。建國以後，他們對楚歌、楚聲也多所偏愛。因此，楚辭在漢初得到極大的流行。“秦焚燒《詩》、《書》…故在文章，則楚漢之際，詩教已熄，民間多樂楚聲，劉邦以一亭之長登帝位，其風遂被宮掖。蓋秦滅六國，四方怨恨，而楚尤發憤，誓雖三戶必亡秦，於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聲為尚。”（《漢文學史綱要》第六篇《漢宮之楚聲》）漢初的政論散文家有賈誼和晁錯，其中賈誼的《過秦論》、《陳政事疏》等文章很著名，文學性也較強。
漢初之辭賦主要繼承騷體傳統，並開始向新體賦轉化。漢初的騷體賦作者因為缺少屈原那樣的果敢精神，其賦作也往往強為呻吟，並沒有多麼深刻的思想和強烈的愛國主義感情。故而辭賦由抒發個人的強烈感情轉向鋪張揚曆，宣揚統治階級的華貴生活和享樂生活，由嚴峻的責斥變為溫和的諷勸。賦體的變化也必然成就一些實踐這種體裁的詩人作家，賈誼是漢初騷體賦作的唯一優秀作家。
西漢的經濟力量雄厚，疆域廣闊，漢代文學呈現出八方薈萃、氣度恢宏的文化主流氣象。如漢之樂府，就廣泛采集代、趙、秦、楚各地的歌謠，以“觀風俗、知薄厚”。同時武帝大規模擴大樂府機構，重視采納民間和異域的新聲變曲，為文學的發展引進了民間的文化營養，促進了文化的發展和繁榮，此舉在文學史上意義重大。漢武帝時的詩人、辭賦家和文章家其眼光和胸襟也大為開放，或寫下了“亦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報任安書》）的史著，或以賦家之心，包舉宇宙，總攬人物，大開大合，成就氣象萬千之辭賦。
《史記》是史傳散文的典範之作，它是中國曆史上最早的一部記傳體的通史。記載了從黃帝下至漢武帝太初年間三千多年的曆史，全書由五種體例構成。其中本紀、世家和列傳是《史記》中最具文學價值的部分。無論是在人物形象的刻劃上，還是在文章自身的結構及語言藝術上，都達到了很高的成就。這個階段的大賦兼綜南北、融繪古今，描繪千秋帝業，是漢賦的鼎盛時期。標誌著漢大賦正式形成的作品是枚乘的《七發》。
漢代的統一繁榮為文人提供了廣闊的視域，使山川風物可以走到他們的筆下，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是漢大賦的代表作。但是，漢家獨尊儒術，大興經學，使生動活潑的《詩三百》變為“詩經學”。倫理化、政治化了的“詩三百”其文學意義則降到了極其次要的地位。漢代士人常要憑借解經之功得官職，他們不象先秦士人那樣可以用外交、軍事等手段為君主奪取霸權，士的地位及主體人格在這個階段降到很低的位置。一些賦家也更多地表現出宮廷文人的特色，主要以文學活動為君王提供精神享受，同時，提一些建議和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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