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興置屯田的同時，曹操采取各種措施，扶植自耕農經濟。針對當時人口流失，田地荒蕪的情況，曹操先後采取招懷流民、遷徙人口、勸課農桑、興修水利、檢括戶籍等辦法，充實編戶，恢複農業生產。[]
此外，曹操還陸續頒布法令，始創戶調製，防止豪強兼並小農。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頒布新的征收製度，到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又明確：“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二匹，綿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曹操前後實行的這一係列措施，使瀕於崩潰的自耕農經濟不斷得到了恢複和發展。這成為曹操集團的雄厚經濟基礎。
曹操在世時，還大力興修水利設施。如他舉薦的揚州刺史劉馥，修複、建設芍陂、茹陂、七門、吳塘等土壩，蓄水灌溉稻田，使得“官民有畜”。[]
以身作則，提倡廉潔
在開源的同時，曹操也非常注意節流，並以身作則，提倡廉潔。史書中稱曹操“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宮的衣服、鞋子不事華麗，帷帳屏風落滿補丁，床榻被褥“敗絮其中”。在曹操的大力糾正下，東漢以來的奢華之風為之一扭，天下的人都以廉潔勤儉自律。即使是高官顯貴也不敢過度鋪張，甚至出現了有人故意穿破舊衣服取悅曹操的咄咄怪事。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曹操反過來不得不下令來糾正這一奇怪的不正之風。
曹操的遺囑，也體現了自己的一貫儉樸的風格：“天下尚未安定，還不是遵守古禮的時候。安葬完畢，所有人都除服。那些率軍屯戍在外的，一律不得離開屯所。有司各率其職。以時服下葬，不要在幕中貯藏金玉珍寶。”[
文化
文學
曹操的文學成就，主要在詩歌上。南朝人鐘嶸《詩品》雖將其詩置入下品，但對曹操的評語卻很準確，他說：“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抓住了曹操悲涼風格的特點。宋人敖陶孫《詩評》說：“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曹操懷匡世之心，憂世不治，南征北討，與群雄逐鹿，情懷慷慨，發為詩歌，確如北地老將，氣韻沈雄。如《步出夏門行·觀滄海》，在蕭瑟的秋風中，看水波澹蕩，洪波湧起，可以體會到詩人那如大海一樣吞吐日月、含孕群星的襟抱。[
曹操現存20多首詩，均為樂府詩。其詩歌的內容和寫作方法都與漢樂府的精神一脈相承。其中一部分詩反映了漢末戰亂的現實和人民遭受的苦難，如《蒿裡行》寫的是初平元年（公元190年），關東義軍聯合討伐董卓的曆史事件。詩歌如實地描寫了義軍由聚而散的情形，對袁紹等將領各懷私心、畏葸不前進行了揭露和批評。詩末對長期的戰亂給社會和百姓造成的災難、痛苦，深表關懷和同情。用樂府古題寫時事，是曹操在詩歌史上重要的貢獻。他用當時人熟悉的樂府舊題記敘他所經曆的事件，創作了被後人稱為“漢末實錄，真詩史也”[94]的作品。
曹操詩歌內容豐富，除了記述時事以外，還寫他本人的政治理想。在《度關山》中，他描述一個法治國家的理想：“立君牧民，為之軌則。”賞罰清明，各遵秩序。吏不失職，民不奢侈，兼愛尚同，疏者為戚。在《對酒》中則描繪了一個“吏不呼門，王者賢且明”的太平圖景，表現了一個有作為的政治家的懷抱。曹操起於微末，最終平定群雄，奠基魏業，其所經曆中的感慨都如實地記錄在他的詩歌中。《苦寒行》記敘的是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北征高乾之事，詩歌記敘在冰雪交加中艱苦行軍的景況，作者卻能站在戰士們的立場，體察思念家鄉的痛苦情緒。《短歌行·對酒當歌》可能寫於一個特殊的時期，詩人有感於時光飛逝，來日無多，而個人的抱負卻遲遲不能實現，因而深切盼望賢人能夠幫助自己，早日完成統一的大業。
將破碎的河山重新整合的過程是漫長而曲折的，因此曹操常常會慨歎人壽不永，這種憂懼其實是與他要完成誌業的抱負相關。曹操寫了不少的遊仙詩，如《氣出唱》《精列》等，這不能簡單地看作為消極的人生態度，這種祈望長生的想法與他要統一天下的英雄懷抱有關。事實上曹操是一個生活態度非常實際，並非虛妄求仙的人。在更多的地方，曹操表現出非常現實的、重視個人主觀作用的態度，《步出夏門行》是曹操這種態度的代表作品。詩人認為“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年壽短長並不全由於天命，人的努力是很重要的。他很積極地表示：“老驥伏櫪，誌在千裡；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曹操的詩風，以鐘嶸所評最為確切，確是古直悲涼，這與他的身世、地位、懷抱都有關係。唐代詩人元稹說：“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抑揚冤哀存離之作，尤極於古。”漢末支離破碎的社會現實感發著曹操，所謂“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誌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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